讲道与圣经神学

文/彼得·亚当（Peter James Adam）  译/尘觌  校/和卫

 

圣经神学与讲道的关系

 

1、圣经神学需要传道人

 

圣经命令读者传递其信息。因此，真正的圣经神学会反映出这一迫切需要，而真正的圣经神学家会希望向他人传递圣经真理。一个检验任何神学既好又实用的方法是，相信它的人是否想把所学到的知识传递出去。讲道，或者任何其它解释圣经信息的方式，乃是试图将圣经的信息传递给他人。

 

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总结讲道的圣经神学：上帝说了，经上也记着，要传讲这道[2]。

 

上帝说了

 

上帝的自我启示总是通过话语来表达或解释。正是通过上帝所说的话，我们才知道上帝是谁，即知道是祂创造了宇宙，也明白祂行事的意义，以及祂的救赎之工。正是通过这些话语，我们得知祂儿子耶稣的身份和重要意义，了解祂的救赎计划和祂的福音。正是通过这些话语，我们知道该如何在信心中顺服，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并期待基督的再来和上帝国度的成全。上帝俯就我们，屈尊用人类的语言和全然真实的字句说话，好使我们在听到祂的声音时，便能以信心回应祂。当提到上帝同在时，祂乃是在祂的临在中对我们说话。祂曾经在地上说话，而祂现在从天上警戒我们（来12:25）。

 

上帝的启示是“说话”或“言语”，这一点大有能力，因它被用来比喻上帝在祂儿子里面的自我启示。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章，我们读到“上帝既在古时藉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就在这末世藉着祂儿子晓谕我们”；保罗写到耶稣“传和平的福音”；约翰描述耶稣是“道”（来1:1-2；弗2:17；约1:1）。上帝用言语来揭示真道。

 

经上也记着

 

上帝有时会让祂说的一些话被记录下来，留给将来的世代。在整本圣经中，我们看到，祂就是这样做的。摩西不仅向以色列人传达上帝所说的话，还把这些话写下来，以便后世因同样的救赎之工而成为上帝子民的人，可以知道上帝与他们是在立约关系之中。摩西在摩押平原上的讲道被记录下来，不仅是为了眼前的听众，也是为了后世的上帝子民。当这些古老的经文被重新发现、阅读，并得以遵行时，就会产生复兴，正如约西亚和以斯拉的时代那样。另外，上帝的话语也是为我们“这末世的人”写下的（林前10:11）。

 

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就继承了这些应许、盟约以及警戒。在新约时代，耶稣和祂的跟随者的一些教导也被记录下来，不仅是为了最初的读者，也是为了后世的上帝子民。这一切话语都被保存下来，或者是道成文字、记在经上，正为了那些活在（以耶稣初临为始、以耶稣再临为终的）末世中的上帝子民。因为上帝的救赎之功是完全的，所以讲明这些作为的言语启示也是完全的。

 

要传讲这道

 

对传道的呼吁以各种方式贯穿在整本圣经中。亚伯拉罕作为先知，要教导他的家人；摩西作为先知，要为上帝子民讲述、记录、阅读上帝的话；旧约的祭司们有责任教导摩西传留下来的律法，先知们将律法应用在他们自己的世代中；智慧的男男女女将智慧的道教导别人；基督的门徒传讲上帝的国度。使徒、牧师和教师传讲真理，带领人回转归向基督，并在基督里逐渐成长。教会在后使徒时代最大的需求便是教师，需要他们来教导真理、驳斥错谬；平信徒也有责任用上帝的话彼此劝慰（帖前4:18）。当他们这样做时，“基督的道理”就丰丰富富地存在他们心里（西3:16），而这种彼此相劝是上帝针对被罪迷惑的人开出的良药（来3:13）。因此，保罗指示提摩太务要传道，这样的指示顺理成章（提4:2）。

 

正如埃德蒙·克罗尼（Edmund Clowney）指出的，圣经神学反映了讲道的权威、特征与内容：“我们的手中承受了摩西从雷轰的山上带下来的石版上的话语……我们承受了父对子的全部见证：写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的那些关乎祂的事。我们的手中承受了为基督作见证的人受感而写下的福音宣讲和教训。”[3]那些接受圣经启示的人，也接受了要成为上帝话语的发言人的命令。

 

2、讲道和圣经神学之间彼此需要

 

艾伯林（Gerhard Ebeling）表达了这种彼此的需要：“没有宣讲的神学是空洞的，没有神学的宣讲是盲目的。”[4]他想说的是：神学本身绝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目标，而讲道若没有对启示内容的思考则是破坏性的。

 

因此，当神学家的神学只服务于学术界的需要时，他们绝不该为此感到满足。任何神学，包括圣经神学，都必须服务于基督教的传道事工。类似地，传道人不应该只满足于传讲他们自己的见解，以及当代社会学家、政治评论家或心理学家的想法；甚至不应该只满足于传讲那些关乎基督徒生活或教会生活的当今理论；他们也不该满足于仪式性地重复圣经文本，象征性地参考经文，或者宣讲一段经文，却没有首先应用保罗对提摩太的指示——“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提后2:7）。

 

西方学术传统的危险在于它假设：知识只能由那些赞同世俗、自然主义或当代世界观的人发现，并且知识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目标。接受这些假设，对于任何基督教学者都是有害的，尤其是神学家。今天有很多传道人，甚至很多熟悉圣经的人，在他们的讲道中不使用或极少使用圣经。我们不应该通过放弃圣经来应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而应该通过符合神学的方式有效地、谨慎地使用圣经。如果我们放弃对圣经文本意义的神学思考，我们就会成为瞎眼的向导。

 

3、或好或坏，传道人总是在实践圣经神学

 

神学家们可能回避圣经神学的要求。他们也许会忽略圣经，或者将他们的神学建立在自己喜欢的经文上。圣经注释者也可能回避圣经神学——通过聚焦经文的历史背景，通过假定圣经没有知识的连贯性，通过将旧约与新约彼此孤立，又或者通过解释其他注释者而不是注释圣经文本本身。

 

但传道人却无处可躲：每篇讲道都以某种或好或坏的圣经神学为前提。陷阱众多，但智慧的传道人会努力避开这些陷阱。比如，如何在宣讲“不要犯奸淫”的同时，避免暗示救恩是通过道德的完全来实现？如何在宣讲旧约里上帝的百姓获得所赐之地的同时，避免引起有关该地当今归属权的问题？如何在宣讲旧约本身的同时，用它来指向基督？无论是通过我们的沉默，还是通过我们的言语，我们都在传递圣经神学。我们必须竭力传递好的圣经神学。

 

人们主要从教会的教师那里学习如何使用圣经，所以传道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好的机会去教导好的圣经神学，并且以释经来示范教导人合理地使用圣经。布里瓦德·柴尔德斯（Brevard Childs）写道：“基督教牧师一直在实践着他们自己的圣经神学”，也正是因此，“某些领域、方向或许可以源自牧师在一线的经验”[5]。

 

如果传道人使用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不仅要放在章节、书卷、旧约或新约乃至整本圣经的文学背景中，更要放在整本圣经的神学背景中，也就是同时要把它放在发展中的启示与完整启示的背景中。如果传道人使用的是一个圣经故事，这个故事就必须放在圣经伟大叙事的背景中，就是上帝的儿子为拯救世界而被差遣。如果传道人使用的是耶稣的一个比喻，就必须考虑耶稣对比喻目的的解释。传道人需要教导好的圣经神学，好好使用圣经，而不是误用圣经。

 

4、耶稣是圣经神学的传讲者

 

耶稣与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以及当时的国家领袖辩论，主要涉及对圣经的解释。他们的解释是错的，带来的结果是他们不信耶稣。

 

耶稣不仅告诉他们，他们错了，而且还屡次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错了。在解释他们的错误之前，祂经常先问他们：“你们没有念过吗？”在一个层面上，这单纯是针对圣经的内容提醒他们，向他们指明在经文中可以找到真理。在另一个层面上，“你们没有念过吗”这个问题，是在挑战他们质疑自己对经文含义的理解。如果他们仔细阅读经文，并按上帝的意思加以理解，他们就会相信耶稣，而不是反对耶稣。甚至耶稣的门徒也是“无知的”，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他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耶稣不得不开他们的心窍并且打开圣经，使他们信祂，并明白旧约的启示（路24:25-27）。

 

基督教的传道人应确保他们所教导的圣经神学与耶稣所教导的一致。祂对旧约的解释，以及祂对自己教导的总结记载在路加福音：“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祂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直传到万邦。”（路24:44-47）耶稣试图教导真正的圣经神学：将旧约解释为最终是指向祂的。

 

路加用类似的话描述保罗在罗马的宣教：“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徒28:23、31）保罗在向以弗所长老讲话时，总结了自己所传的信息——“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随后他形容自己的职事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传讲神国的道”，并指出他已告诉他们“神全部的旨意”，即上帝的救恩计划（徒20:21-27）。

 

5、传道人需要圣经神学，好根据上下文来宣讲经文

 

我们都知道“经文（text）离开上下文（context）就成了曲解经文的借口（pretext）”，这句话指出了试图脱离上下文背景解释经文的危险。然而，在上下文中理解经文，这一任务比很多人意识到的复杂得多。要将经文放在上下文背景中，我们必须确定经文在该书卷中的文学背景，在作者各著作中的神学背景，以及该书卷的历史背景。然后，要把经文放在整本圣经启示的背景中，要了解它在旧约神学或新约神学中的背景，还要了解它在救赎历史每一阶段里上帝渐进启示中的背景，以及它在圣经神学中的背景。总之，这背景必须既是神学上的，也是文学上的，而且背景必须既包括完整的圣经启示，也包括经文所在的书卷。

 

用魏司坚（Geerhardus Vos）的话来讲，圣经神学是要“呈现超自然的启示在其历史连续性和多样性上的有机进展”，“圣经神学的特色在于，它是从上帝自己的启示行动的视角，讨论启示的形式和内容”[6]。当上帝选择在圣经中揭示祂拯救的旨意时，祂没有用系统神学，没有用实用经文词典，也没有用当代争论文集，而是用渐进启示——在祂选民历史的各个阶段中，通过言语和被解释的行动来进行。旧约宣告了上帝的应许，新约则讲述了该应许的成就。基督里的救恩被显示出来，先是在影儿里，然后在实体上（西2:16-17）。在宣讲圣经时，我们不是在处理永恒的真理本身，而是在处理连贯的、渐进的、历史的以及神学的启示。

 

研究圣经神学，会帮助传道人在上帝用来放置经文的那个背景中宣讲经文。当今非常需要这样的讲道，因为很多人认为旧约只不过是为新约提供背景，只不过是新约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其实恰恰相反，旧约是完整的圣经启示的重要基础，离开了它，我们就无法理解新约。旧约并没有什么本土文化替代物，那些脱离旧约而读新约的人，必然会误读新约。

 

6、传道人在应用上需要圣经神学

 

对20世纪的神学家们来说，有一个普遍的问题——“过去的落后性”，即第1世纪的世界与我们所在的世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他们面临的挑战在于：发展一种释经学或解释原则，设法填补这一巨大鸿沟。其背后的假定乃是：我们活在一个如此不同的时代，以至我们需要十分竭力地同时聆听话语（圣经）和世界（我们所在的这非常不同的世界）。

 

虽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里，但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均生活在同一个世代，即末世。作为21世纪的外邦人阅读圣经，与1世纪的外邦人阅读圣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首先需要处理内部释经学（即圣经神学）的任务，然后才是外部释经学（经文在今天的意义）的任务。离开圣经神学，我们经常会误用经文。正如鲁益师（C. S. Lewis）指出的：当我们研究一份古老文本时，我们最容易误读的部分，正是我们以为自己理解的部分。

 

为了应用得当，我们需要圣经神学。这并不是由于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因为虽然它是很久以前写成的，但它也是一本现今的书。说它是现今的，因为它是上帝给那些活在末世之人的信息。在圣经中，上帝论到现今。应用方面的困难主要不在于“过去的落后性”，而在于启示本身的渐进性与多样性。面对旧约里“不要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指示时该怎么做，一个新约初期的外邦人会遇到和当代基督徒一样的困难。各个时代的传道人将圣经中有关结婚和离婚的教导整合到一起时，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老底嘉教会在理解保罗在罗马书中的教导时，可能也会遇到和我们一样的困难。假如理解圣经神学有助于传道人应用经文，那么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需要掌握一些圣经神学，以理解和应用圣经。传道人不仅应该使用圣经神学，还应该把它教导给别人。

 

7、让经文说话

 

圣经神学和讲道有同样的目标：让经文说话！正如冯·拉德（G. von Rad）给年轻传道人的指导：“每段经文都为自己说话。”[7]我们不该只试图找出经文的意思，我们还应该问：“这段经文试图做什么？”[8]用艾伯林的话说：“讲道是对经文的执行……它是要宣讲经文所宣讲的信息。”[9]这就是为何圣经神学对传道人如此有益，因为二者有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上帝以经文为媒介向人说话”[10]。圣经所提供的既包括信息，也包括宣讲[11]。当经文被阅读和传讲时，上帝今日向我们说话。圣经神学和讲道既然有同一个目标，传道人就应该利用圣经神学的洞见。

 

在讲道中使用圣经神学

 

1、神学背景下的经文

 

绝大多数传道人都受过训练，可以在文学语境下阅读经文文本，在一个段落的语境中阅读一节经文，在一章的语境中阅读一段经文，在一整卷书的语境中阅读一章经文，以及在书卷作者的思想背景下阅读一卷书。然而，并不是每个传道人都受过训练，能在神学背景（更不用说圣经神学背景）下阅读经文。如此读法需要提出以下问题：这段经文如何与上帝在圣经中的渐进启示相协调？它与圣经的哪个主要主题有关？其主题是否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有重要发展？它与福音有什么关系？福音如何构成它的背景？它与耶稣基督的启示关系如何，与应许或应许实现的关系如何？它在圣经其他地方有没有出现或解释过？它属于哪个主要的神学类别，例如应许、律法、预言、智慧、教导、祝福、咒诅、上帝的子民、福音？

 

这一工作比研究文学体裁和背景更难。但尝试这一工作，就不至于轻易把建造圣殿的激情呼吁应用到教会建设计划中，把做门徒的呼召变成宣扬靠行为称义，或者把行淫者用石头打死。只有圣经神学才能使我们避免误用圣经，因为我们是在上帝在基督里的拯救工作的渐进启示中阅读经文。

 

2、圣经神学与释经讲道

 

虽然所有讲道都应该包括对圣经的解释，但我在这里谈的是按顺序宣讲圣经书卷的实践。奥古斯丁和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在早期教会中即遵循这种讲道模式，慈运理、路德和加尔文在宗教改革中重新发现了这种模式。这是宣讲圣经的明显方式，因为它反映了上帝使圣经被写成的方式（使之形成书卷，而不是孤立的文本或段落）。它使我们能够在尊重作者的人性、风格和历史背景的同时，依然可以效法上帝。它也代表了阅读书卷的常见方式，并为会众提供了良好的使用圣经的示范。

 

然而，正如彼得·詹森（Peter Jensen）指出的，按顺序传讲整本圣经，并不一定就是传讲全备的圣经：“当我们传讲基督，以使圣经的每个部分都为基督的福音贡献其独特的宝藏时，方才达到‘传讲整本圣经’的目标。”[12]

 

同时使用释经讲道和圣经神学，这样的决定会丰富和激励我们的事工，因为两者都意味着致力于圣经的整体性。释经讲道意味着致力于圣经的文学层面，而圣经神学意味着致力于圣经的神学深度。同时运用这两者的传道人，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的传道人。

 

3、圣经神学与主题式讲道

 

虽然我们大部分的讲道应该是释经讲道，但主题式讲道也很重要。基督徒每天都会面临很多问题，他们需要圣经的智慧。传道人可以提供很好的模式来分析问题，并以圣经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传道人需要圣经神学。圣经神学能根据整本圣经将每段相关经文放在它的神学背景中，也能用来评估问题的阐述方式并指向答案。

 

缺乏经验的传道人不应该尝试进行主题式讲道，因为它们是最难预备的，需要全面的圣经神学。不是每个传道人都有充分的圣经神学能够去讲“爱”、“离婚”或“祷告”等主题。只根据涉及主题的单一经文来宣讲，或断章取义，这么做的压力是难以忍受的，讲道可能会成为当代陈词滥调的重复而已。有经验的传道人应该在他们的安排中加入专题系列，这将使传道人和会众都受益。

 

4、规划一系列讲道

 

传道人如果试图把人们需要知道的所有内容都塞进一次讲道中，包括一段经文的历史和文学背景、经文在作者思想中的地位、经文的意义以及经文在圣经启示展开中的作用，无疑会给会众喂得太多。就圣经中的某卷书进行一系列讲道的一大好处是，我们可以在整个系列中分散安排关于历史背景、作者意图和圣经神学主题的教导。因此，关于撒母耳记下前几章的一系列讲道可以包括：历史背景（第一章的讲道）、撒母耳记上、下的背景（第二章）、关于大卫的圣经神学（第三章）、关于王权的圣经神学（第四章）、关于耶路撒冷的圣经神学（第五章），以及关于约柜和圣殿的历史背景与圣经神学（第六章）。圣经神学应该一直在传道人的头脑中，但传道人不应该把自己头脑中的所有东西都放到一次讲道里。

 

5、选择好的资源

 

布里瓦德·柴尔德斯指出，很多注释书讨论了关于经文文本的一切，却没有讨论其神学。他根据某本注释书对列王纪上第13章（从犹大来的神人）的注释，来说明这一点。该书讲述了巴勒斯坦不同种类的树木、狮子的种类以及青铜时代早期家族墓穴中的家具，但从未涉及经文的神学问题。很多现代的注释书都反映出这种“对神学议题的失聪”，而一些古老的注释书却包括“非常重要地开展神学解经的模式”[13]。

 

想使用圣经神学的传道人，在使用注释书时，需要有辨别力。通过考察注释书中对重要神学性的章节的论述，就可以做出很好的评估。如果此处没有神学讨论，就不太可能在其它地方找到。如果很难找到讨论神学的注释，就更难找到讨论圣经神学的注释了。因此，有作者甚至撰写了《前批判解经的优越性》[14]一文。也可以在第二部分文章的参考书目中找到一些有用的评论。关于好的圣经神学导论，可以参考《揭开奥秘》（E. P. Clowney, The Unfolding Mystery）， 《根据计划》（G. Goldsworthy, According to Plan）和《仰望磐石》（A. Motyer, Look to the Rock）这几本书。

 

6、圣经神学的关键主题

 

教导圣经神学的另一种方式，是针对一些能揭示神学结构的主题进行宣讲，从而解释圣经的绝大部分内容。下面是一些可能有用的主题：盟约、上帝的国度、福音、圣殿、应许和应许的实现、上帝的子民、土地和产业、弥赛亚的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赎罪、复活、创造和新创造。我们也可以在圣经中意义重大的书卷中研究这些主题，如创世记、申命记、诗篇、以赛亚书、约翰福音、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彼得前书和启示录。

 

7、内容和情感

 

传道人的目标，不仅是让经文的内容说话，而且是让经文的态度或预期产生的情感影响力说话。圣经神学的洞见不是要改变经文的情感方向，也不是削弱它的热情；相反，这些洞见有助于强化它。传道人不仅要问“这段经文说了什么”，还要问“这段经文试图达到什么效果”[15]。

 

正如加尔文指出的，传道人的目标之一，是增进经文的情感：“我们也在那里增进一种激情，目的是让教义使他们感到扎心，以至他们不仅知道何为美事，而且被感动去跟从。”[16]大卫·达伊（David Day）称经文是“体现在形式中的内容”，并鼓励传道人既表达出经文的形式和情感，又能表达出内容[17]。

 

传道人的任务是将经文的雄辩释放出来。无论经文是呼吁、提供信息、责备、勉励，还是要求顺服，传道人都应该将经文的情感与意义同时释放出来。

 

8、要避免的危险

 

传讲圣经神学而不是经文

 

在讨论经文的宏大神学主题时，会有忽略经文特殊性的风险。我们的确需要利用这些宏大的主题，但却要随即找出这些主题的哪个特定方面出现在经文中。我们的目的不是要遮掩经文的特殊信息，而是要让它以自己的目标、情感和力量说话。

 

正如我们应该避免在宣讲经文时不传递其圣经神学一样，我们也应该避免绕过经文来传递其背后的圣经神学。我们的任务是传讲经文，并利用其圣经神学来阐明它，而不是掩盖它。

 

“慢动作的圣经神学”

 

有时，传道人会针对一段经文的每个词汇进行一篇全面的讲道，包括由每个词汇在圣经中的全部出处组成的全面的圣经神学。但这么做的同时，便失去了这段经文的变动性和特殊性，使它成为了悬挂一系列神学讲道的钉子；每个词汇都被用作是圣经神学的练习。威廉·居劳（William Gurnall）所写的《基督徒的全副军装》[18]就是这一方式的代表作品。

 

没有应用经文

 

在提摩太后书3:16，保罗肯定了圣经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方面的作用；在4:2，他指示提摩太使用圣经来“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圣经既是有益的，就该把它应用在听众身上，从而在他们生命里实现上帝赋予圣经的目的。圣经神学不应该使人从应用上分心，而应该成为合宜应用圣经的一种方式。

 

总而言之，传道人不应该过分沉醉于圣经神学，以致不能将每段经文的特殊性宣讲出来。

 

圣经神学的益处

 

1、连贯性

 

当传道人运用圣经神学时，会众会更加了解圣经的连贯性。他们学习辨认和确定上帝对人类计划的样式，这一计划分两个阶段（旧约和新约）揭示，并聚焦基督。在这个知识越来越专业化和碎片化的时代，他们学习这一“元叙事”，即在上帝拯救旨意和基督要再来的背景下，解释人类的存在及其目的。圣经神学帮助他们学习圣经的信息，并理解这个宇宙。

 

关注圣经神学，可以有效地将人们从在根本上具有破坏性的后现代问题——“这段经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转向更富成效的问题——“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只有当关乎经文意义的基本问题得到解答后，关乎经文在我们生活中应用的后继问题才能得到有益的解答。

 

2、多样性与人性

 

运用圣经神学的传道人能更好地利用圣经启示的丰富多样性，探索每一种写作体裁、每一个圣经启示的阶段，以及每一种启示的风格。他们的讲道会对救赎历史的每一阶段保持警觉，并敏感于圣经启示的每一部分的人文背景。对魏司坚所说的“真理的有机结构”[19]的认识，会让传道人尊重圣经每一部分体现出的人性，同时也能表达出启示的统一性，因为这启示来自上帝的心意。这样，虽然讲道信息的内容丰富多样，但依然会同时反映其人性及神圣的根源。讲道信息包括了媒介，上帝以多种方式说话。运用圣经神学的成果，会使讲道变得有趣。

 

3、有效的护教学

 

如果不教导圣经世界观，就不可能“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5）；而没有圣经神学，我们就无法教导圣经世界观。我们无法通过只提供些许有用的经文或虔诚的想法，来帮助人们应对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世俗主义、唯物主义和泛神论等普遍存在的世界观。他们必须开始“跟从上帝的心思意念”，为此他们要学习上帝在历史和圣经中的自我启示的形式。这样的圣经神学是对错误的世界观的最佳纠正，正如它是纠正破坏性的异端的最好方式。通过在所有的圣经教学中教导和运用圣经神学，我们向人们指出了上帝渐进且有目的的启示的客观历史现实。通过这样的启示，上帝向每个时代的人诉说超越的信息，并塑造他们的思想、心灵和生活，使他们能认识祂、事奉祂，并能向别人讲述祂的真理。

 

总结

 

离开圣经神学，我们就不能按上帝的意图理解圣经；正确掌握圣经神学，我们就既能阅读也能传讲圣经，从而使人转变，并建立基督的身体，使之长大成人。当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里教导时，祂解释说，圣经在祂自己身上得到了应验，人们希奇祂口中所出的恩言（路4:16-22）。如果我们在教导中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并表明圣经如何指向祂、指向上帝在祂的死亡和复活中的救赎大工，我们也能如此口出恩言。

 

我们可以运用圣经神学，根据整本圣经，传扬完整的基督和全备的福音。这样我们就敢和使徒保罗一样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徒20:27）

 

 

[1] 本文选自P. J. Adam, “Preaching and Biblical Theology,” in T. D. Alexander & B. S. Rosner, eds. New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heology (Westmont: InterVarsity Press, 2000), electronic ed., 104–12.承蒙授权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Peter. Adam, Speaking God’s Words: A Practical Theology of Preaching, 15–56.

[3] Edmund Clowney, Preaching and Biblical Theology, 61.

[4] Gerhard Ebeling, Theology and Proclamation, 20.

[5] Brevard Childs, Biblical Theology in Crisis, 95–96.

[6] Geerhardus Vos, Redemptive History and Biblical Revelation, 15, 6–7.

[7] G. von Ra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18.

[8] D. Buttrick, in EA 1, 91.

[9] Gerhard Ebeling,Theology, 109.

[10] R. W. Funk, Language, Hermeneutics and The Word of God, 11.

[11] S. T. Logan, The Preacher and Preaching, 137.

[12] Peter Jensen, When God’s Voice is Heard, 64.

[13] Childs, Biblical Theology, 42, 144.

[14] “The superiority of pre-critical exegesis”, D. Steinmetz, in EA 1, 74–82

[15] Buttrick, in EA 1, 91.

[16] John. Calvin, Sermons on Timothy and Titus, 419.

[17] 见Anvil 14, p. 278；另见 Peter Adam, The Anglican Evangelical Crisis。

[18] W. Gurnall, The Christian in Complete Armour, (Glasgow, 1864; repr. London, 1964).

[19] Geerhardus Vos, Redemptive History, 21.

 

作者简介：

彼得·亚当（Peter James Adam）是卡尔顿圣裘德教会（St. Jude’s Carlton）的名誉牧师，曾任墨尔本雷德利学院的校长和圣裘德教会的牧师。他的著作包括：《讲上帝的话：讲道的实践神学》（Speaking God’s Words: A Practical Theology of Preaching）、《聆听上帝的话语：探索圣经的灵性》（Hearing God’s Words: Exploring Biblical Spirituality）、《为我们而写：接受上帝在圣经中的话语》（Written for Us: Receiving God’s Words in the Bible）等。他是澳大利亚福音联盟理事会（Council of The Gospel Coalition Australia）的创始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