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事奉：司布真教牧神学中的压力与苦难[1]

文/利兰·布朗（Leland Brown）   译/郭晴    校/郭春雨

 

许多牧师都渴望拥有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1834–1892）的讲道恩赐与事奉成就，却很少有人渴望与之相伴的痛苦。司布真的讲道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赢得了成群的归信者。他的名气也促成了在萨里音乐厅的聚会[2]，以及那场令他崩溃的灾难[3]。福音派人士将这位伟大传道人对圣经的信念奉为圭臬；而在他的一生中，这些信念却遭到了昔日学生与盟友的广泛谴责。[4]司布真留下的讲章表明，他十分擅长向忧愁的、受折磨的灵魂讲道。若不是他自己也经历忧愁与折磨，就讲不出这样的道来。[5]许多人会十分钦佩一个能在如此的忧伤与逆境中依然忠心事奉的人，但却很少有人愿意亲自经历这些试炼。

 

然而，对于司布真来说，苦难与事奉是打包在一起的：它们在福音事奉的本质上是紧密关联的。许多著作都研究了司布真的受苦对他生活及事奉的影响；[6]我在本文中的论点是，在司布真对教牧事奉的愿景中，事奉和苦难在神学上是彼此关联的。司布真认为，出于各种原因，尤其是因为牧师与基督的独特关系——他们是基督将上帝的恩典传递给他人的管道，苦难对于忠心事奉来说是必要的。苦难对于牧师来说同样是必要的，因为苦难带来以下益处：它让牧师经历他们向会众所传讲的真理，使他们谦卑，并给予他们服事所需的同理心。在回顾了关于司布真受苦与事奉的相关文献后，我特别研究了他在一年一度的牧师大会上对其他牧师的讲话，以及《注意！牧者们》（Lectures to My Students）[7]中的一些文章，从而证明了司布真思想中的这种事奉观。最后，我认为，虽然司布真对牧师受苦的理解受到了同时代人的影响，但也具有独特的要素，对于理解他的生活及事奉应该有所启发。我还提出了一个当代应用的途径——今天的牧师应该根据他们独特的牧师身份来解释他们特有的试炼。

 

一、学术研究中对司布真的苦难与事奉的思考

 

学者们常常研究司布真在身体、精神与灵性方面的苦难。[8]从1867年开始，司布真饱受痛风和其它疾病所带来的折磨，常常严重到使他连续数周无法讲道或服事。从1879年开始，这些病症就愈发严重，直到他1892年去世。[9]司布真遭受的精神痛苦同样对他产生了深重的影响，尤其是在萨里音乐厅的灾难后，他终生都与抑郁、失眠以及剧烈的情绪波动作斗争。[10]学者们还发现，在司布真的回忆中，他的精神痛苦与更具体的灵性痛苦之间是区分开来的。[11]除了精神方面的挣扎——“有任何人是完全精神健全的吗？”[12]——司布真描述了笼罩在他灵魂上的灵性黑暗，似乎与他对自己得救的绝望有关。[13]

 

学者们还探讨了司布真的苦难与他神学之间的关系。莫登甚至说：“苦难的现实笼罩着他的事工。”[14]这表明司布真所经历的苦难是塑造他事奉与讲道的决定性因素。莫登还描述了司布真对于苦难的丰富思考，表明他相信苦难：（1）是在上帝美善、主权的眷顾之下；（2）使信徒与基督相交；并且（3）促使信徒在向非信徒作见证，以及同情同受苦难的信徒时发挥更大的作用。[15]耐托思强调了类似的主题，指出司布真在事奉之初就阐明了一个清晰的神学观念，即上帝在苦难中的良善与旨意，尽管他多年来饱受苦难，却依旧持守着这一神学观念。[16]最近的一篇论文深入研究了司布真与抑郁症的斗争、他对抑郁症的神学解释以及他寻求缓解抑郁症的各种方法。[17]

 

司布真的讲道与神学信念仍是司布真学术研究的核心内容。[18]最近，杰夫·张（Geoff Chang）提出，在这些关于“布道者司布真”的丰富思考中，“牧师司布真”往往被忽略了：司布真不仅是一位传达者，更可以说是当地会众的领袖，而他人生中的这一方面值得仔细研究。[19]张阐述了司布真的实用教会论，以及他如何以信念与智慧带领本地教会，以此证明他的事奉观。然而，张并未探讨司布真的一些明确观点，如事奉的性质、牧师的身份以及特殊苦难与牧师职分间的关联。

 

因此，尽管有许多关于司布真受苦与其事奉之间关系的思考，但是这些思考并没有考虑到他对于牧师身份的明确表述，也没有考虑到这种身份是如何将受苦与教牧事工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旨在表明，司布真主张并劝勉其他牧师“拼命事奉”。他认为忠心的教牧事奉需要付出凡人难以承受的辛劳，并且伴随着苦难。牧师必须受苦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是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的管道，他们必须体现所传讲的福音。这些必要的苦难，非但不会削弱牧师的果效，反而会对其果效大有裨益。

 

二、司布真的“拼命事奉”观

 

1、司布真认为教牧事奉必然是紧张劳累、具有消耗性的

 

在对其他牧师的劝勉中，司布真所设想的教牧事奉必然是紧张的，他坚持认为牧师要以全部的热情与力量服事主耶稣，并暗示说真正的牧师会被事奉所消耗。他曾多次说过：“耶稣值得我们尽心尽力地事奉；是的，值得我们竭尽全力，并且是以一种强烈的（intense）、全心全意的（all-consuming）方式事奉。”[20]司布真还经常呼吁牧师“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勤奋与热忱”，以自己的生命为祭献给主，将自己的恩赐单单用于事奉，不作其他用途，并且“决不献上次好的”。[21]尽管许多人都认为这些说法是值得称赞的教牧敬虔品格，然而司布真使用“强烈”和“全心全意”等词汇描述牧师的生活方式却令人吃惊。譬如，司布真几乎鼓励牧师因过度劳累而早逝：“如果因为过度劳累，我们在到达人类平均寿命之前就离世了，在事奉主的过程中精疲力竭，那么，荣耀归于上帝。地上的减少了，天上的就增多了。”[22]他在其它地方还补充说，真正的牧师身上会有艰苦劳动的痕迹，有些牧师会不可避免地过劳而死，而那些没有竭尽全力的牧师则是懒惰的。[23]司布真在最极端的时候坚持认为，轻松的事奉就是虚假的事奉，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将会难以交账：“在服事中图安逸者，必经历沉重的死亡。”[24]劳累对于事奉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缺乏劳累就会暴露出虚假的事奉。

 

司布真以身作则，一生讲道超过一万场，几次讲道时病到不得不被人抬下讲台。[25]尽管他被日益增长的各种事工需求压得喘不过气来，却似乎仍从未试图从责任中得到解脱。[26]比这些行为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司布真对过度劳累的看法。在晚年的一次晚间布道中，他回忆起了自己的早期事奉，以及朋友们是如何劝阻他不要每周讲十次道，以免毁了自己的身体。而他却如此回应：“如果真的是这样（毁了自己的身体），那我就太高兴了。如果现在再让我选择，我还是会这样做。哪怕我有五十个身体，我也会很乐意为了事奉主耶稣基督把它们都毁了。”[27]如果必须牺牲健康才能满足对主的事奉，那么在福音事工中对主耶稣真实的事奉，就会无视对健康的自然关注。虽然司布真在这方面的著作中有一些折衷性言论——特别是他在《注意！牧者们》中对战略性休息的称许——但他最强烈、最常见的的劝告还是，让牧师们不惜一切代价，为福音事工的需要奉献自己。[28]司布真教牧神学的这一特点在他的言论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他说牧师不应该是“……精心保养的标本，而是活祭。”[29]本文的结论探讨了司布真教牧神学的这一特点如何受到处境的影响，且并非完全值得当代牧者效仿。

 

司布真在实践中也明显调和了他关于事工压力的言论。例如，从1871年开始，司布真每年都会去法国的芒通（Menton）进行恢复与疗养，行程时间长短不一，通常在两个月左右。[30]他和苏珊娜还在1881年搬到了“韦斯特伍德”（Westwood），一幢为了减轻司布真的病痛并让他在更好的天气中得到休息而特意购买的房子。[31]这两件事对于司布真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来说是必要的。然而，这些事确实表明，司布真为了长期的益处，也寻求从痛苦中得到解脱。这些做法也意味着，他谈及事奉中的劳苦时，更多地是与他对教牧身份的观念有关，而不是对教牧实践的普遍建议。

 

司布真坚持认为事奉的本质就是具有消耗性，第一个原因是事奉的实际需求及属灵需求。首先，对上帝子民的个人灵命关怀使牧师疲惫不堪，他的“休息最没有规律；唯一有规律的就是劳苦和失望，但信心使他成为一个快乐的人。”[32]虽然不规律的休息是一种不可取的事奉模式，但许多牧师都发现，为了照顾上帝的子民，在某些时候这样做是必要的。司布真认为，牧师的这种疲惫证明他在忠心地满足群羊的需要——而安逸的牧羊人甘愿让几只羊死去！[33]同样，司布真言行一致，特别是在用心监督大都会会幕教会的大量会友方面——他曾经在一天之内进行了40次会友面谈。[34]

 

教牧工作压力大的第二个原因是，牧师有责任照顾那些身为圣徒，但仍然是罪人的人。司布真说：“我好像听说过，羊的疾病种类和一年中的天数一样多。但我敢肯定，另一种羊的疾病数量是这种羊的十倍，”因此，“牧师的工作是一项令人焦虑的工作。我们的同工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35]忠心的牧师会尝试医治会众所经历的各样属灵疾病，并处理教会中因为罪而产生的分歧和反对。牧师也可能遭受“致命一击”，比如被信任的领袖背叛，或是会友犯了严重的罪。[36]虽然司布真本人并没有经历过大量来自会众的反对，但他对浸信会的牧师同工在教会中遇到的困难深有体会。[37]

 

然而，服事中最大的压力是时常处理救恩的现实问题。这些现实的重压使忠心的牧师受到精神上与属灵上的考验：

 

当我们热心去做我们的工作时，这会让我们敞开，容易受到来自沮丧的攻击。谁能承受灵魂的重担，而不会有时候下沉到尘土间呢？热切渴望人归正，如果这渴望得不到完全满足（这什么时候会得到完全满足呢？），人心就要被焦急和失望耗尽了。看到有希望的人走上偏路，敬虔的人变得冷淡，认信的人滥用他们的特权，罪人在罪中更加放胆——看到这些，岂不就足以把我们压垮到泥土中吗？……所有思想方面的工作都会让人疲倦、让人沮丧，因为读书多，身体便疲倦；但我们的工作不仅只是思想方面的工作——它是心灵的工作，我们最深处灵魂的工作。[38]

 

教牧工作是心灵的工作。这是一个人灵魂的劳苦——牧师们为他人耗尽自己的属灵力量，变得虚弱。此外，他们热切渴望在传福音的工作中取得成功，而当他们看到基督徒陷入各种弊病，他们的灵魂就会变得沮丧。最后，也许与司布真自己的经历最为相关的是，忠心的牧师必须“承受灵魂的重担”，人类永恒命运的沉重现实，压在那些关心信徒益处的牧师身上。司布真在事奉的最初几年间，在讲道之前曾有过极度的焦虑，甚至生理疾病，这表明了他对讲道的责任感有多么沉重。[39]综上所述，司布真对教牧工作的看法，本身就解释了他为何认为忠心的事奉必须伴随苦难。

 

2、司布真视牧师为将上帝的能力与恩典传递给人的管道

 

但是，司布真也以一种将教牧事奉与苦难联系在一起的方式阐明了教牧事奉的性质。司布真视牧师为将上帝的能力与恩典传递给人的管道。作为上帝能力的管道固然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但这同时也伴随着苦难，或者正如司布真常说的那样，被上帝大能的重量压得喘不过气来。[40]有一次，司布真警告牧师们，热忱的火焰以及圣灵的能力会燃烧他们：

 

上帝的灵，甚至是无限的神性，驾驶如此脆弱的战车，怎能不压伤车轴、使整辆车颤抖，仿佛要在重负之下彻底解体？当上帝以拯救灵魂的大能临到我们，就好像有燃烧的火焰从天而降，在我们的胸膛里肆意焚烧，而这时，一切的力量就都消化了。但愿如此：我们谦卑地邀请神圣的焚烧。[41]

 

无法带领人信主会使牧师感到消耗及压力，属灵成就以及能力也会使他们感到压力！牧师在进行拯救灵魂的讲道并服事时，上帝的灵在他们里面作工，也通过他将属灵生命赐给他人。特别是在某些时期，“上帝以拯救灵魂的大能临到我们”，这是圣灵特别的膏抹，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无限的上帝”就驾驶着牧师“脆弱的战车”。这当然会“压伤车轴”，也就是牧师的身体及灵魂——上帝特别的、拯救灵魂的同在对于凡人来说实在是太重了，不可能毫发无损地承受。虽然不应该从圣礼或祭司的角度理解这一点，但司布真认为牧师生命中的事奉压力是因为上帝的临在，以及祂通过他们作工将生命赐给他人。[42]

 

在司布真对牧师的勉励中，事奉的工具性是牧师受苦的根本原因。在一次演讲中，司布真劝诫牧师们，要活出他们传讲的真理。如果他们这样做，“生命就会从我们身上流向他人。”[43]他断言，上帝使用一个被唤醒的人去唤醒他人，他接着说：“愿活水流入我们里面，再从我们里面流出，直到成千上万的人得到祝福，并将祝福传递给他人。”[44]牧师必须对主以及真正的属灵生命充满热忱，因为事奉的本质就是让上帝的生命及能力通过他们流向他人。他以约翰福音2:7-10中的生动比喻充实了这一观点：“经历苦难，方得祝福。当我们的主想把酒赐给他的家人，使我们的节日充满喜乐，祂是怎么做的？祂说：‘把缸倒满了水。’我们必须被苦难装满。”[45]他接着说，牧师一旦被苦难充满，主就会说：“把水舀出来。”牧师的苦难（水）就会变成属灵的生命以及属主子民而生出的喜乐（酒）。”[46]然后，令他欣喜的是，这第一个神迹，不仅发生在迦拿，如今也仍然发生在大不列颠，在他身边那些受苦的牧师的福音事奉中。[47]牧师们再一次被描述为祝福上帝子民的管道；他们的苦难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的事奉具有工具性。这种工具性的事奉观在今天并不常见；那些怀疑它不符合圣经或必然带有圣礼性的人应该研究一下保罗对于事奉的描述，虽然不像司布真的描述那样直接，却也包含了相同的含义。[48]

 

然而，司布真谨慎地将基督一次的受苦与牧师在事奉中必要的受苦区分开来，特别是在他将歌罗西书1:24应用于教牧事工时：

 

此外，你与基督的关系是这样的：你要“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祂救赎的痛苦已经结束；我们谁也不能踏入那酒榨。但那些使人归向基督的苦难远未结束……每个受苦的人，若是为基督的缘故忍受痛苦、诽谤、损失或个人的恶意，都是在为基督教会全体的合一，并建立祂所拣选的教会补满必要的苦难。[49]

 

司布真将基督一次的代赎性受苦与牧师可能承受的任何苦难区分开来，他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是，为了“使教会全体合一”并“建立祂所拣选的教会”，有些苦难是必要的。尤其是牧师，他们与基督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他们必须补满这些必要的苦难。司布真根据另一段经文指出，牧师是“祂（基督）的替代者”。[50]牧师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与基督相像，尤其是在他们的事奉中，这就导致他们必须受苦。因此，在司布真看来，牧师们不仅是工具性的，也是“道成肉身”的，在事工中体现了基督受苦的事实。

 

司布真将牧师和基督的关系与受苦联系在一起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将事奉描述为服事。司布真在对牧师们的一次讲话中，将事奉描述为管家的职分，他说：“牧师是仆人：他们不是客人，而是仆人；不是地主，而是工人。”[51]接着，他把仆人比作一艘船的下层划桨手，处于最低微也最辛苦的位置，他是这样说的：

 

弟兄们，如果我们的劳苦能够加快我们伟大君王的到来，那么即使在最低微的位置上，我们也要乐于耗尽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船长，也不是船主，只是基督的桨手……既然在职分上我们是特殊意义上的仆人，就应当乐于承担圣徒舍己与劳苦的首要责任。[52]

 

牧职是“特殊意义上”的服事，牧者必须以与其他基督徒相似但又不同的方式服事并承受困难。虽然司布真主要是反对牧师以“主”的身份支配羊群，但他也藉此形像来强调牧职中的舍己。仆人不仅谦卑，而且全心投入工作，愿意为主人承担最艰辛的劳动。这种服事意识是司布真所描绘的牧师形像的核心。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司布真坚持认为牧师的工作是有压力的，甚至忠心的教牧事奉就意味着受苦。忠心照看上帝的百姓以及讲道的本质就意味着实际的苦难；此外，牧师必须被从天而来的火所充满，如果他们要在事奉上取得真正的成功，那火就会燃烧他们。因此，牧师在服事上帝的百姓时，应该预料到会遭受损失，会为了他们的缘故在身体上、精神上或灵命上被燃烧。而且，因为牧师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他们不仅应该忍受这压力，而且应该欣然接受。正如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这些苦难非但不会妨碍牧师的果效，反而肯定会祝福到他。

 

三、必经之苦的所蒙之福

 

司布真坚信，苦难能以各种方式使信徒受益。他反思了各种苦难能给牧师带来的益处[53]，并特别阐述了苦难的两项特别益处：第一，苦难如何塑造牧师的品格；第二，苦难如何使牧师理解并服事自己的会众。

 

1、苦难塑造牧师的品格

 

首先，苦难将人引向信仰基督的真实体验，使牧师们经历并检验他们向人传讲的内容。下面这段话生动而诙谐地描绘了司布真如何看待苦难对牧师的益处：

 

我敢说，上帝赐给我们任何人的最大属世福分就是健康，但对于上帝的圣徒来说，疾病却往往比健康更加有用。我认识的一些人,若是能体验一个月的风湿病，那么靠着神的恩典，他们会奇迹般地变得柔和。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需要向百姓传讲比现有内容更好的东西；而他们可能会在苦难之境学到这些东西。我不希望任何人长期遭受病痛的折磨,但时不时来个小插曲，几乎可以说是对他的要求。生病的妻子、新建的坟墓、贫穷、诽谤、心灵的消沉，这些都可能给人带来别处学不到的经验。试炼使我们真实经历信仰。[54]

 

司布真用讽刺幽默的笔调，生动地描绘了苦难对牧师的益处。对于牧师来说，适度的疾病——“时不时来个小插曲”——是比长久健康更大的祝福！这是一种巨大的“属世福分”，因为对于骄傲的牧师来说，这会使他们更加“柔和”或谦卑。此外，“苦难之境”会教导牧师更好的真理，使他可以向他的会众传讲，因为“试炼使我们真实经历信仰”。在安逸顺利的时候，牧师可能会依靠自己，而不仰望上帝的应许，不思考永恒，也不倚靠从圣灵而来的力量。然而，各样的试炼会迫使人触摸并经历福音的真实。这对事奉至关重要，因为一个牧师若不活出自己所宣讲的真理，是不可思议且当受谴责的。的确，“若非亲身经历，人怎么能认识任何福音真理呢？”[55]他必须通过经历去认识真理，然后才能向他人传讲。司布真将这一普遍原则应用到具体的牧师身上，暗示牧师们所经历的特定苦难格外适合他们独特的事奉领域。一个人的软弱以及内心的试炼，不仅不会使他失去任职的资格，实际上“甚至可能是神用智慧加在他身上，作为他走特别服事道路的必要条件。一些植物具有药用价值，归功于它们生长在其间的沼泽。”[56]牧师所具备的特殊功用以及属灵医治力，或许是他独特试炼的结果。

 

司布真还称赞了苦难带来的另外两项祝福：对牧师品格的保护以及对会众的同情。他发现，苦难对于维持牧师的品格及事奉果效是必要的，这是他亲身经历后的体会：“很遗憾，我的本质如此糟糕，以至于我的主常常严厉地责备我。我就像一只羽毛笔，若不时常削尖，就无法书写。”[57]然而，他并不为自己的痛苦与十字架感到后悔，只要主能“用我在人心上书写”。[58]他接着说道：“这就是许多牧师受苦的原因，苦难对我们的工作是必要的。”[59]若没有苦难，许多牧师就会相对缺乏恩典，没有在事奉中结出果实所需的品格。

 

谦卑这一特殊的恩典源于苦难。司布真对哥林多后书12:7提出了独特的解释，他认为保罗“肉体中的刺”并非是巨大的苦难，而是一种恼人的小毛病，使保罗因为这种小事的折磨而谦卑。[60]同样，牧师也会经历恼人的试炼，这些弱点“如此微小，以至于你为自己注意到它而自我鄙视，然而它却时常侵扰你的灵魂”。[61]这些独特的试炼将谦卑这一必要的福分赐给牧师，并且由于骄傲的致命诱惑，主常常赐下这些试炼：

 

如果我们不谨慎地持守本位，我们的主必定会责备我们，打击我们的骄傲。多少痛苦、失败、沮丧都源于我们的自命不凡！我确信，凡在众人面前受上帝尊荣的人，没有一个不经历隐密的管教，这管教能防止骄傲的肉体不被过分高举。[62]

 

司布真注意到，很少有人能在公共事奉中取得荣誉和成功的同时，而不“自命不凡”——即变得骄傲，并把事奉成功的荣耀归给自己。这种骄傲对成功的牧者来说极易滋生，因此，那些“在众人面前受上帝尊荣的人”，必须经历“隐密的管教”——试炼与苦难——以防他们持续处于这种致命的骄傲中。谈及属灵抑郁，司布真认为牧师最有可能在取得极大成功时经历这种特殊的苦难。[63]司布真以以利亚为例——以利亚在取得一场大胜后，因恐惧而逃命，指出“主很少把祂的勇士暴露在因得胜大大欢喜而带来的危险之中”，因为祂知道很少有人能经受这样的考验。[64]因此，为了防止牧师被成功冲昏头脑，“这满有恩典的管教摧毁我们虚荣的船只，使我们在万古磐石上触礁，赤身露体、绝望无助。”[65]主在牧师成功时赐下苦难，使他谦卑，拯救他脱离骄傲；当人顺服这苦难，它就迫使人投靠基督，重新体验福音的应许。在司布真的事奉观中，苦难与成功是循环往复的：苦难带来恩典，从而在事奉中获得属灵胜利；这些胜利又诱使牧师骄傲，所以主赐下更多苦难使他谦卑；这些苦难带来对福音的全新体验，从而产生更多的属灵果实。正因为这种苦难与属灵果实之间的交替关系，司布真才能对同工们说：“因着我们在世上被痛苦充满，天堂就要更充满祝福；因着我们在逆境的学校受到训练，这世界就得到更好的耕耘。”[66]

 

2、苦难使牧师理解会众

 

苦难带给牧师的另一种益处是，它使牧师同情自己的会众：“好人得到神的应许，在这世上要经历苦难”，好叫他们“可以学会同情主受苦的百姓，这样，就可以适合做受苦群羊的牧人”。[67]天使也可以传讲牧师所讲的内容，但正是牧师的苦难与软弱的人性，使他具备独特的资格担任这一职分——因为这职分是为其他软弱受苦之人服务的。[68]这种同情的必要性甚至延伸到了试探：“我们要在每一点上受到试探，好使我们能够安慰别人。”[69]苦难对于牧师在同情方面产生果效是必要的，这在司布真对讲道的论述中尤为明显。他在描述绝望之心的恐怖时断言：“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如果你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不配做传道人。如果你不曾陷入深渊，你就无法帮助那些抑郁的人。”[70]讲道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抑郁的人、鼓舞沮丧的人以及安慰绝望的人。为要使他人得益处，传道人自己必须在人们可能经历的各种心灵痛苦中得帮助、受鼓舞、得安慰。传道人的苦难往往是难以理解的，却可以从他人的需要中得到答案。

 

司布真坚持认为，牧师必须经历会众遭遇的属灵试炼，才能在这些试炼中服事他们。在一次年度牧师大会的演讲中，司布真指出，牧师常常“为他人的缘故”行过死荫的幽谷。[71]他接着说到，自己整周都处于深深的灵性绝望中，并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题，根据自己的属灵黑暗讲了一篇道。讲道结束后，一位有自杀倾向的男人来到司布真面前，告诉他，他讲得就好像真正了解自己的内心一样。司布真成功阻止了他的自杀，并引他归向基督。对此，司布真评论道：“我知道，如果我自己未曾被困在他所处的牢狱中，我是不可能做到的。”[72]司布真将这个故事应用到正在听道的牧师的生活中，他说：“你我必须为我们所牧养的百姓受许多苦。上帝的羊群四处游荡，而我们必须去找他们；有时牧者必须去到自己原本不可能去的地方，追寻迷失的羊。”[73]这种表述说明，苦难不仅有助于培养同情心，实际上对牧养的果效也至关重要。此外，司布真还用牧羊的比喻指出，“上帝的羊群四处游荡”——他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属灵经历与游荡的情形。因此，牧者必须经历那些他们原本不可能经历的属灵处境，为要追寻群羊。所以，当牧师疑惑为何自己陷入“埃及般的黑暗”或为何“恐惧寒彻骨髓”，他实际上正是在按照自己的呼召行事，追寻上帝子民中有类似经历的人（甚至是自己不认识的人）。[74]司布真在《剑与镘》（The Sword and the Trowel）杂志中向更广泛的读者传达了这一异象：“难道严厉的管教不会降临在一些人身上，使他们准备好担任小牧人的职分吗？”[75]他断言，牧师必须能够同情会众，因此也必须像会众一样受苦，他说：“完整的牧师生活将是他会众生活的缩影……他们的需要将成为他痛苦的原因。正如主自己一样，只有通过受苦才能完美地预备自己的工作，因此，那些蒙召跟随主的人也必须如此。”[76]牧师必须像基督一样受苦，才能有效地服事自己的会众——苦难是他们为事奉工作进行的“完美预备”。像基督一样，他们的一些苦难只能以代替的角度来理解：他们承受特定的痛苦，是因为会众有属灵的需要。这种观念再次指出了司布真关于牧师道成肉身的核心理念。既然牧师是基督的代表，是祂恩典的管道，他们就必须效法祂，甚至为他人承受苦难——要重申的是，这与基督一次的受苦是不同的。

 

四、思考与结论

 

也许通过对以下三个问题的思考，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得出一些结论：

 

1、是什么影响了司布真对事奉压力的思考？

 

尽管司布真是一位巨擘，他对事奉中的压力与繁重工作的感受绝非无中生有。在一次对其他牧师的经典劝勉中，他曾强调在事奉中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他说：“我喜欢亚当·克拉克（Adam Clarke）的教导：‘在工作中劳累致死，然后通过祷告重生’”。[77]克拉克生活于1762-1832年间，是一位著名的卫理公会牧师。司布真对他教导的明确引用有两点值得注意。[78]首先，克拉克是亚米念主义者，因此，司布真对他教导的赞许（尽管他强烈反对亚米念主义）表明，他非常赞同克拉克倡导的“在工作中劳累致死”的事奉态度。其次，司布真引用克拉克的观点表明，不仅加尔文主义的浸信会牧师强调牧师服事的强度、热忱以及自我牺牲，其他牧师也持有同样鲜明的见解。事奉中的强度、难度以及舍己的理念也在毕列治（Charles Bridges）的《基督教牧职——兼论牧职果效甚微的原因》（The Christian Ministry: With Inquiry into Causes of Its Inefficiency）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虽然该书是针对英国国教牧师写的，但在司布真的时代广为流传。[79]

 

换句话说，司布真对事奉中压力与过劳的正面态度，在十九世纪的各种神学流派中都受到了普遍的认可。司布真还引用了约翰·加尔文和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这两位杰出的神学家（也是他们各自时代最为出色的传道人之一），指出他们的高效是因为他们是“忍耐的受苦者”。[80]有趣的是，加尔文与霍尔都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很可能是过度劳累以及精疲力竭所导致的。[81]在称赞他们的生活时，司布真或许意识到，自己与历史上因受苦受难而对他人产生果效的牧师一脉相承。综上所述，尽管司布真是“拼命事奉”理念最具表达力与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但他对事奉中过劳的看法并非独树一帜。

 

2、司布真的事奉观和苦难观，如何重塑当代对司布真生平的理解？

 

在上述背景下，司布真与众不同的贡献在于他对教牧苦难的诠释，特别是他将牧师称为上帝施恩的管道，并且提出牧师必须经历会众所遭受的苦难；而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是牧师与基督之间独特的关系，这并非圣礼性的关系，而是作为基督的特使与仆人，他们的生命必须体现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对于司布真而言，基督的受苦不仅是福音的基础，也必须由每一位福音的工人体现并活出来，尤其是在他们的事奉取得成功时。

 

这一洞见为理解司布真繁重的工作以及苦难神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虽然许多人都谈到司布真繁重的工作以及伴随而来的苦难，但他们并未将司布真生命中的这些特征与他的事奉神学联系起来。[82]司布真之所以坚持不懈地工作，是因为他对教牧事工抱有特殊的信念。他相信，过于繁重的教牧职责所带来的压力对于忠心的牧师而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必定会对他有益处，使他更加有果效。他对于休息的忽视，可能被视为是不明智的，或者他是以超人的角度来看待上帝对牧师的要求，但这些信念有助于澄清这些误解。最实际的是，司布真对牧职的看法不仅令人感到惊奇，更有助于解释他事奉中一些为人所知的部分——例如，他一生中讲道超过一万次，并在一天内进行40次会友面谈。

 

最后一个历史性建议是：我们应该以司布真的事奉神学作为主要视角来看待他的苦难，而不是将他的苦难视为影响他事奉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我们不应该将苦难视为司布真事奉的“重中之重”，而是应该将司布真的事奉神学视为他所有苦难中的重中之重。正是他的事奉观导致了他的苦难，激励他在苦难中前行，这也是他解释自己耐心承受各种苦难的一贯视角。将司布真的事奉神学而非苦难经历视为塑造他的决定性因素，更符合司布真自己的话语、他事奉的背景以及他以何种态度看待自己殷勤事奉的主人——就是为自己百姓受苦难、被耗尽的那一位。

 

3、司布真的教牧苦难神学如何应用于今日的牧师？

 

今天的牧师要如何重拾司布真的“拼命事奉”观？虽然司布真牧师并非我们安排日常工作要效法的榜样，但他在解读事奉中的试炼方面，的确是一个宝贵的资源。牧师应该如何应对看似偶然的身体、精神与情绪困扰？面临突如其来且令人苦恼的试探时，牧师该作何反应？如果教会中有个顽固的团体试图让你卸任，这是否意味着你该另寻出路？司布真满有智慧地将这些令人困惑的试炼引向极其鼓舞人的、有关牧师身份的真理：牧师的苦难使他更像基督，培养他的谦卑，帮助他经历自己所传讲的内容，并且使他对受试探与试炼的会众产生同情。司布真的例子表明，结合神学视角对牧师身份的理解去解释牧会的困难，能激励牧师在事奉中坚持到底。如今，牧师们似乎极为沮丧，且难以完成全职事奉的生涯，这种帮助就显得尤为重要。[83]那些负责培训未来牧师的人，也应该从司布真（以及他所代表的教牧神学传统）学习到，忠心的事奉始于并依赖于对牧师蒙召作为受苦救主代表的深刻反思。[84]

 

 

 

作者简介：

利兰·布朗是南卡罗来纳州芒特普林森（Mount Pleasant, South Carolina）伊斯特库珀浸信会（East Cooper Baptist Church）的牧师，拥有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历史与神学研究博士学位。

 

 

[1] 本文翻译自：Leland Brown,“An All-Out Ministry: Strain and Suffering in Spurgeon’s Pastoral Theology”, Themelios, 49 (2023): 361–73。略有编辑。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1856年10月19日，发生了萨里花园音乐厅灾难。当时司布真年仅22岁，大厅里挤了一万多人听他讲道。期间，一群人搞恶作剧，大喊“着火了”，恐慌在人群中蔓延，致使人们蜂拥地冲出大楼。冲撞踩踏中，7人死亡，30余人重伤。——编者注

[3] 关于萨里音乐厅灾难的回顾与分析，请参见Thomas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The Life and Pastoral Theology of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Fearn, Scotland：Christian Focus, 2013), 595-600。司布真本人称其为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参见Charles H. Spurgeon，Autobiography, Vol. 1: The Early Years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2), 431。 另参见Geoffrey 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Recovering a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Vision for Minist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2022), 248。

[4] 我在这里指的是发生在司布真晚年的降格争议（the Downgrade Controversy）。参见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249–50。

[5] 例如，司布真在一次对同工牧师的演讲中提到，他通过主日讲道拯救了一名有自杀倾向的男人：“我知道，如果我自己不曾被困在他所处的牢狱中，我是不可能做到的。”参见Charles H.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Direction, Wisdom and Encouragement for Preachers and Pastors, reprinted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18), 172。有关这句话的详细背景，请参见后文（第三部分第2点）。

[6] 司布真的苦难已在两本面向大众的书籍中被探讨：首先是Zack Eswine, Spurgeon’s Sorrows: Realistic Hope for Those Who Suffer from Depression（Fearn, Scotland: Christian Focus, 2015）；其次是Elizabeth Skoglund, Found Faithful: The Timeless Stories of Charles Spurgeon, Amy Carmichael, C. S. Lewis, Ruth Bell Graham and Others （Grand Rapids: Discovery House, 2004）中的一个章节。最近有一部详细探讨司布真的讲道并深入探索他的苦难神学的权威传记，请参见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595-629。

[7] Charles H.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reprinted (Scott’s Valley, CA: Pantianos Classics, 2018).

[8] 这些类别显见于彼得·莫登（Peter J. Morden）的文章，Peter J.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Evangelical Review of Theology 35 (2011): 308–11。耐托思（Nettles）虽然描述了司布真所经历的这些种种苦难，但他认为这些苦难在司布真的经历中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9]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08;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597–603.

[10]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09;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597–603.

[11]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10–11.

[12]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2.

[13]莫登描述了萨里音乐花园灾难对司布真精神生活的影响，参见Peter Morden, C. H. Spurgeon: The People’s Preacher (Surrey: CWV, 2009), 70–71。

[14]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25.

[15]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15–22.

[16]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595–96, 630.

[17] William Brian Albert, “‘When the Wind Blows Cold’: The Spirituality of Suffering and Depression in the Life and Ministry of Charles Spurgeon” (PhD thesis,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2016).

[18] 司布真的讲道已经成为多部著作的主题，其中包括一些将讲道视为理解他生命的主要途径的传记，例如莫登的C. H. Spurgeon: The People’s Preacher以及Patricia Stallings Krupa,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A Preacher’s Progress (New York: Garland, 1982)。主张以司布真的神学（尤其是其人生中的争议部分）为核心来了解司布真的一部经典传记，参见Iain Murray, The Forgotten Spurgeon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6)。

[19] 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2–5.

[20] Charles H. Spurgeon, The Suffering Letters of C. H. Spurgeon, ed. Hannah Wyncoll (London: Wakeman, 2007), 23.

[21]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29, 154, 214, 306–7.

[22] Charles H. Spurgeon, The Sword and the Trowel (May 1877): 211, 引自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600。

[23]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42, 95, 306–7.

[24]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12.有关基督审判台前似乎有定罪威胁的另一段描述，参见An All-Round Ministry, 239。

[25] 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11.

[26] Spurgeon, The Suffering Letters of C. H. Spurgeon, 10–12;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616–18.

[27] Charles H. Spurgeon, “For the Sick and Afflicted,”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 (London: Passmore & Alabaster, 1863–1911), 22: 45.

[28]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4;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6.

[29]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3.

[30] Albert, “When the Wind Blows Cold,” 166.

[31]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619.

[32]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4.

[33]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4.

[34] 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121.

[35]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01.

[36]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6–27.有趣的是，在此段落中，司布真提到，牧师因其柔和性情，比他人更易受到上帝子民中分裂与纷争的影响。鉴于这是司布真在其著作中关于教牧试炼原因的罕见论述，我并未对此进行分析。

[37] 参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173–75，关于司布真教会的相对合一与健康，尤其体现于他在会友大会时的喜乐。

[38]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2.

[39]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2.

[40]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39–40.

[41]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39–40.

[42] 司布真在其作品中猛烈抨击了圣礼角度的牧职事奉观，尤其反对当时英国国教中兴起的祭司式的牧职观。通过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72–74，了解他反对圣品阶级的辩论。

[43]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50.

[44]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50.

[45]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300.

[46]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300.

[47]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300.

[48] 例如，西1:24-2:5；林前2:1-5，4:8-13；林后6:3-10，13:3-4。

[49]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99.

[50]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97.

[51]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99.

[52]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99.

[53]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15–22.

[54]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300.

[55]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88.

[56]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2.

[57]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23.

[58]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23.

[59]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23.

[60]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6.

[61]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6.

[62]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00.

[63]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4.

[64]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4.

[65]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4.

[66]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9.

[67]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1.

[68]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1.

[69]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39.

[70] Spurgeon, The Suffering Letters of C. H. Spurgeon, 16–17.

[71]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72.

[72]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72.

[73]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72.

[74]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72.

[75] Charles H. Spurgeon, “Laid Aside—Why?” The Sword and the Trowel (May 1876): 195–98.

[76] Spurgeon, “Laid Aside—Why?” 195–98.

[77]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12.

[78] J. W. Ethridge, The Life of Adam Clarke, reprint ed. (Albany, OR: AGES Digital Library, 1997), 16, 438.

[79] The Christian Ministry首次出版于1830年。关于毕列治对事工中苦难的看法，参Charles Bridges, The Christian Ministry, reprinted.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9), 11–16.

[80]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3.

[81] 关于加尔文因早年过于严苛的工作及学习习惯而导致的痛苦，参Bruce F. Gordon, Calvi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霍尔也有多种健康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未必与其事工直接相关，但他确实因事工压力而崩溃，参Cody Heath McNutt, “The Ministry of Robert Hall, Jr.: The Preacher as Theological Exemplar and Cultural Celebrity” (PhD thesis,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2012), 41–45。

[82]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599–601.

[83] 有关牧师健康状况的一些令人担忧的统计数据，请参见巴纳研究小组于2021年11月6日发布的报告，“38%的美国牧师在过去一年中曾考虑放弃全职”，2024年11月15日存取，https://www.barna.com/research/pastors-well-being/。

[84] 本文未涉及的一个方面是，司布真是如何置身于基督教传统的长河中，来阐明牧职的独特性质，即牧职具有受苦的本质。关于这一主题在加尔文神学中的阐述，请参Leland Brown, “The Standard-Bearer: Pastoral Suffering in the Theology of John Calvin,” Themelios 47 (2022): 326–36.基督教传统中的许多教牧神学作品也论及此主题，包括：Richard Baxter, The Reformed Pastor；John Chrysostom, Six Books on the Priesthood，以及Gregory of Nazianzus, Oration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