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 / 高真
中国教会当前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中国教会未来的道路在哪里，我们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要解答这些问题，需要首先明白什么是教会，教会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只有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搞清楚了，存在的形式和发展的途径才能明晰。本文作者通过回顾西方教会历史，通过对中国教会现状简明而深入的分析，指出中国教会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教会观，最需要努力建造的是教会共同体，而教会健康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宣教。中国教会从现在起就要有宣教的心。
钟摆：西方和中国教会历史
如果我们考察教会历史，即初期教会史、中世纪教会史、宗教改革史以及文艺复兴以后至今的近、现代教会史，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周期性的或者说“钟摆式”的历史，而神是教会历史的推动者和带领者，他更全然掌管整个人类历史。
在主后313年《米兰敕令》发布之前，初代教会一直处于被压迫状态中。从革老丢，尼禄到多米田，罗马皇帝压迫教会一个比一个残酷。基督徒不能接受敬拜凯撒、承认凯撒是主的屈辱，被迫转入地下，成为地下教会。这些弟兄姊妹在恒久的忍耐中盼望光明和自由。
《米兰敕令》发布以后，基督教渐渐成为了罗马的国教，信仰环境逐渐变得很宽松，很开放。和初代教会相比，教会开始注重内部结构的完善和形态上的包装，比如圣歌和诗班的出现，各种风格的教堂的修造与装潢，等等。这些都给人的信仰带来某种程度的震撼，但是更多带来的是负面的东西，那就是教会的堕落。
主后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目的是希望教会归正，回归圣经，以圣经为标准，否则教会将越走越远。
加尔文的贡献是在教会体制的建造上面。清教徒从加尔文身上学到坚守信仰，立场明确，承认上帝的主权，按着正意分解神的话语。这些人从日内瓦回去后影响了英国。
总体上，我们看见一个钟摆式的教会历史：教会先是在逼迫的光景中艰难生存，然后局面放开，放开后如果没有异象，教会发展就失去目标和方向感，教会就会堕落。发现教会堕落之后，会有一批人不甘于随波逐流，起而发起改革，成为了教会健康发展的中流砥柱。神至今还在使用这样的人保守他的教会。
历史上基督教几度入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将我们所知的基督教入华时间提前了一千年。那时是所谓的“波斯教”（基督教异端“涅斯托留派”）进入中国，后来佛教受到逼迫，基督教也消失了。随后基督教又几度入华，如明代的利马窦，清代的马礼逊等等，但是基本上没有真正打开局面：利玛窦走的是上层路线，马礼逊主要的工作只是翻译圣经。真正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是戴德生和他的内地会，因为他强调不仅仅要在中国沿海城市宣教，更要进入内地。
一直到1920年前后，中国本土教会才相继有了规模。较有代表性的有：山东马庄以敬奠瀛为“家长”的“耶稣家庭”；上海倪柝声的“小群教会”和北京的王明道。
这几个人的特点如下：王明道强调文化和基督教的对立，强调教会要保守圣洁。王明道的教会并不大，也没有对后人产生影响，他之所以为后人所纪念，主要是因为抵制“三自运动”，坚持教会的圣洁。上海的倪柝声更注重个人属灵的敬虔，他的神学几十年来都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主流神学，至今仍有余波。敬奠瀛则强调中国教会应该回归初代教会的光景，所以建立“耶稣家庭”，进行家长制的教会管理。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高举圣经”，高举神的话语，强调个人性的敬虔和圣洁生活，强调属灵。这对中国教会而言是极大的贡献。
自从“三自运动”发起人吴耀宗和当时有影响的48位教会领袖与牧师在《三自宣言》上签字，中国教会史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一个政教关系模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国教会把上帝所赐予的主权交给了政权，而这导致了以王明道，谢模善，袁相忱，林献羔等人为代表的另外一批人和教会的强烈抵制。从那时直到现在，中国只有两类教会：一个是政府所承认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另外一个是家庭教会。后者因为不在政府那里登记，不被政府所承认，也被称为“地下教会”。
而现在又出现第三类教会：在政府登记的，附属于三自教会的家庭教会。
2005年温家宝总理签署了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从这个条例的内容和效果上看，政府希望能够引导和放开宗教领域，以至于可以有一个诸如“中国家庭基督教会联合会”之类的东西出现。这么多年来，政府没有成功的使中国家庭教会被纳入三自教会的轨道，现在可能通过推动一个“家庭教会联合会”的形成，把五十年代没有成功做到的事情再做一遍，换一个名称，再次尝试把家庭教会纳入政府可以掌控的轨道。这样一个趋势现在已经可以让人感觉到。
中国基督徒的敬拜形式很独特，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圣殿里头，而是用心灵、诚实敬拜。两三个人在家庭里面聚集，这就是一个教会。形成“中国家庭基督教会联合会”，这需要有人牵头去做，去推动这样一个联合会的成立。谁站出来，谁牵头做这个工作，这是需要我们思考和注意的，搞不好就是新一代吴耀宗的出现，“拉大旗扯虎皮”；搞不好中国教会又会走老路，回到五十年代初的情形中去。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不再闭关锁国，很多人走出去留学，也有很多的学者进入中国，进入中国的大学，做外教。这样一出一入，给整个基督教的宣教事工带来很大的益处。很多出去的人信主了，很多进来的人也带领周围的人信主。同时也有一批来自香港、美国和韩国人的宣教士进入中国的农村教会，传扬福音、医病、赶鬼，给中国教会带来了极大的复兴。最复兴的是河南的方城和山东，那里一次往往几千人同时受洗。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将近十多年的时间。
但是中国教会的发展不能停留在以求神迹为主的阶段，而是需要大量能够教导真理、牧养信徒、建造教会的传道人。而农村教会的传道人普遍学历较低，文化程度只是初中甚至更低，素质不够，能力往往只停留在读读圣经，稍微解释一两句的层面。教会的发展后继乏力，很多曾经很复兴的教会现在都出现了问题。看到这个需要，海外对宣教策略有所反思，进而相继建立神学院，装备中国的传道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教会发展还停留在对传道人的装备、训练和栽培的阶段。
教会观：中国教会的现状
回顾历史，考察现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教会中的信徒教会观很薄弱。教会在某些神学观念方面，比如三一论、圣经论、基督论都非常强，但是教会论则非常不成熟。笔者认为，信徒缺乏教会观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神学上的因素
中国教会的主流神学还是倪柝声的小群背景，强调“人人皆祭司”，信仰上注重操练个人的灵修，祷告。至于信徒怎样在一个团队中行动则不太强调，这样极为“个人性”的神学一直影响到现在。很多人来到教会，成为信徒，但是却不能委身在一个教会里，不参与团契生活。可以这样说，在教会里只有20%的信徒是“最佳会员”，而80%都是“消费会员”，也就是不能委身于教会的信徒。
2） 政治因素
中国教会长期在一种受压的状态中。大家会认为，如果教会太强调每个人的委身，那么就会导致相互之间对于背景的充分了解。这在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3） 教会因素
教会本身不强调，对信徒缺乏教导，所以信徒不懂。他们会认为他们只要有很好的灵修祷告生活，和神有比较好的个人性关系就可以了，他们以为这就是信仰的全部。
现在城市教会的特点就是规模小且分布松散，信徒以小组为单位聚会。很多人从三自中跑出来，然后开始自己在家中聚会，慢慢的就视自己为一个独立的教会。但是这样的教会没有属灵的领袖，也没有全时间的工人出来服事，此外在圣经真理的教导上也很弱。慢慢的城市教会变得越来越“俱乐部化”。
农村的教会则正处在转型期。很多的教会里面主要是老年人，年轻人都去城市打工，成为城市一景：农民工。他们组成了装修队伍、家政、废品回收等打工者群体，构成了小商品市场和农贸市场的劳务主体。农民工基本上一年只有春节才回一次家，其中的信徒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回到教会。虽然他们很多从小信主，但是在城市中因为有自卑感，不能敞开自己，所以很难进入城市教会的圈子。
在中国富裕的中小城市中，教会蓬勃发展，它们的特色体现为“多”、“乱”、“热”：
- 多：人数多；
- 乱：神学思想上混乱，行政上无果效；
- 热：火热，但缺乏真理。
者走过一些教会，看见有如下特点：
1） 没有教会秩序：因为一些传统的东西，教会秩序很难建立起来；
2） 不供养传道人：更多的传道人是带职事奉，自己养活自己；
3） 传道人的素质较低：他们都是受苦中长大的，对属灵成长很追求，在读圣经的热情上经常超过海外的传道人，甚至在种地的时候也在背圣经。但是他们在文化知识上，神学装备上和人格建立上有所欠缺。
信徒的成长离不开教会的教导。我们必须了解神对这个时代的旨意。大体说，神对这个时代的教会有下面三个方面的旨意：建造家庭，保守教会的圣洁，建造共同体。
1） 保守婚姻，建造家庭
神最喜悦我们对家庭的建造，而魔鬼的工作就是要拆散家庭。据了解，美国教会中信徒离婚的比率已经与世俗社会没有什么不一样了，而在中国，婚姻和家庭危机也越来越明显。
2） 保守教会的圣洁
现在教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政府的逼迫——这对教会而言根本不算什么——最大的问题是圣洁的问题，不圣洁就没有见证。《约书亚记》七章13节说：“以色列阿，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包括：
a） 婚前同居：这是整个社会问题，也深刻地影响着教会；
b） 第三者：或者说婚姻危机；
c） 同性恋：这是很快就要面临的大问题，对此教会决不可以掉以轻心。
3） 教会共同体的建造
这一点和教会观的问题关系紧密。《以弗所书》四章13-16节说：“…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段经文特别强调，我们要长大成人，长成基督的身量，教会中的信徒各按各职，相互配搭，联络合式，共同建造基督的身体，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得到建造。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方面神的旨意并没有先后次序，要同步进行。家庭的建造，信徒和教会圣洁的保守，这些都是在教会的共同体建造中完成的。这本身也是宣教，是美好的见证。
中国很多地方的教会都极不注重婚姻家庭问题，都缺乏教会观意识。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姊妹的丈夫都不来教会，有的甚至还逼迫姊妹。很多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以教会为中心，只是以教堂为中心。他们对教会的认识不深刻，只了解教堂。情况往往是信徒在自己家附近有一个教堂，他就去聚会崇拜，完了就走了。到底自己的教会是什么样的？自己应该委身到什么程度？他们都没有概念。带来的问题是，教会方面对信徒的圣洁和家庭情况完全不了解。如此一个教会共同体根本不可能建造起来，而信徒也就很难成长起来。
笔者所在的教会看见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有意识地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
措施一：细胞小组
一个教会的发展要有目标和方向，为此传道人首先要有“牧会哲学”：第一，确定教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第二，制定教会发展策略，第三，就是做具体的计划，人员构成，管理模式。每一个信徒——而不是一部分“热心的”基督徒——都应该参与到教会建造上来。每一个受洗加入基督身体的基督徒都是教会的成员，都应该成为基督身体的一分子，不能满足于做一个边缘的基督徒。教会应该根据受洗基督徒结婚与否提供不同的帮助与辅导方式，让他感受到教会是一个家。
细胞小组是教会中最小的团体单元，其规模略大于一个家庭，大约在十人左右。每一个教会成员都应该加入并属于某一个细胞小组（笔者的教会有大约40个细胞小组）。这样的细胞小组的生存目标可以归结为四个“W”：
Welcome：彼此相爱
Word：神的话
Work：传福音
Worship：敬拜
每个人都在小组当中受到造就并参与教会的服事。而小组的造就活动所使用的教材由教会提供，此外教会在每个小组中培养“引领人”。引领人不代表他比小组中其他人更属灵，只是引领大家共同进步。
措施二：婚姻辅导团队
教会专门成立婚姻辅导团队，帮助年轻信徒进行婚前预备，教导他们圣经的婚姻观和恋爱观，进行“守贞教育”。在守贞的问题上积极应对，防患于未然，而不仅仅是在发生问题后进行劝惩。教会的劝惩是必要的，但绝不是目的。
措施三：注重家庭建造
本教会有七、八十对夫妇共同在教会中事奉，这对教会有很大的带动性。对于那些夫妻中有一个信了主的情况，为了能使配偶信主，教会应该积极教导大家注重家庭，给信主的弟兄或者姊妹的配偶创造参与教会活动的机会。同时教会中要有夫妻配搭的事奉者作为示范，让大家看见夫妻共同信主和事奉主带来的婚姻和关系的改变，包括在子女教导的方面的见证。
在今天的中国，在今后的时光中，人们形成共同体会更加不容易，因为中国正在“全盘西化”，人们会越来越注重隐私权，这使得信徒很难在肢体面前敞开自己，不能暴露自己实际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努力。笔者的教会一共八个堂，我们做到了同工之间相互熟悉，各自家庭问题等等的情况都很清楚，信徒之间关系很亲密。这主要靠团契来实现，包括青年团契、夫妻团契、老年团契等等。此外我们还有定期的营会和各类培训，使得大家有很多相互交通的机会。我们发现教会在成长。很多人进入教会中，因着美好的相互关系而成长为灵命成熟的基督徒，正如耶稣所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13:35）
宣教：中国教会的未来
长期来看，中国教会受压的状况得到缓解，信仰的自由是大势所趋。中国加入“世贸”，2008年主办奥运会，以及这次中国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届成员，所有这些都是推动中国人权建设的契机。
这样的人权建设必定也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宪法其实已经确定了中国公民的人权，问题在于执法，中国法治方面的关键问题是立法和执法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体现在执法机关在具体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专制性，在于“人大过法”。而人们更多的是在抨击中国的法律。关键是政府和公民都要降服在法律的权威之下，在这个基础之上双方争取建立起某种对话机制，同时完善机制，使执法的公正性可以得到监督。
虽然如此说，但是当我们展望教会发展的时候不能也不必期待政府给我们什么样的承诺。基督徒的信仰并不建立在政府的承诺上，而是建立在神宝贵的话语上，而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
有人说未来的中国是宣教大国，笔者对此极为同意。中国的未来有两大亮点：一个是经济的振兴，一个是宣教的走向。前者我们已经看见，而后者是神将要成就的。对于这样一个未来的趋势，教会当下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对此我们要有所预备。首先，教会需要有远景，每间教会都需要确认自己的目标和方向，积极寻找自己的特质，寻找神在自己教会的具体心意是什么，由此确立异象。中国一部分的传道人眼光很狭隘，对于对外宣教的事情完全不感兴趣。也有一些传道人想作，但是却不知道从何入手，这显出中国教会整体还是一盘散沙，没有在宣教事工的问题上凝聚成一个整体。
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教会应该不负众望，担当起普世宣教的使命，大踏步地走出国门，成为宣教的大国。传道人首先要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如果只顾本教会内部的建造，我们将连宣教的能力也没有。我们的眼光会只停留在琐碎的事情上面，没有大的目标，会被教会内部事务搞得焦头烂额。
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我们需要先有了什么（比如足够的钱），然后再考虑做什么。所以应该先发展教会，先专注于自身的建设。等到中国教会成熟了，神学根基稳固了，规模足够大了，钱也足够多的时候再来考虑宣教的事情。
但神不是先给我们什么条件，再差派我们出去做什么；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供应者，神先给我们目标和方向，我们只要走出去，然后神再给我们所需的。这是一个信心的事奉。有的教会对笔者说他们已经存了十万元之多，却不知道可以拿来干什么。这不对！笔者的教会就没有存款，每个月还不够，但是我们凭信心事奉。我们总是先有了事奉的方向，开始做，然后神再给我们钱。这正如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我们需要先把脚踏进约旦河，然后神才使河水断流。
我们应该用整个的宣教事工来带动中国教会的发展，而不是相反。教会的建造应该是为了宣教，教会的建造应该基于宣教。
中国教会应该注重跨文化宣教，去我们情感上不喜欢的地方，去福音未达之地。而阿拉伯世界正是未得之民最多的地方。前不久，一个阿富汗人因为归信基督而要被处死，CPT（Christian Peacemaker Team，基督教和平工作团）勇敢地站出来，呼吁整个世界的基督徒为他祷告，结果阿富汗释放了这个人。这让我们看见回教世界不是我们不可以去的地方。在宣教事工上中国人有不少优势：比如：中国的信徒有在受压环境中成长的经验，更能适应恶劣的宣教环境；中国人的食物结构非常庞大，可以适应不同的饮食；中国人的语言能力比较强，等等。
教会如果看不到神的心意，在宣教事工上没有远景，没有负担，那么一旦中国信仰环境开放了，信仰自由了，教会也就死掉了！西方教会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中国教会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会内部结构的调整，放在教会的精致化上的时候，教会将变得系统化，组织化和表面化，就会重蹈西方教会的覆辙。中国的教会应该走出去，应该开始宣教。笔者的意思绝对不是不要教会的建造（前面也谈到了许多教会应该有的事工），而是主张用宣教来带动教会。教会现在就要开始做的准备包括：
第一，为自己教会和整个中国教会的宣教事工祷告。
第二，训练宣教士，使他们：
1）专业化，在宣教的工场上有谋生技能；
2）知识化，有高等教育的背景；
3）有稳固的神学基础；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教会应当训练“宣教家庭”而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人为福音摆上，笔者教会就已经有几个这样的家庭。
第三，要产生出这样的教会领袖，唤起整个教会的宣教意识。
韩国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那里的教会在发展之初就为整个韩国祷告，希望到2000年可以差派十万宣教士。这个目标他们已经达到了。韩国教会下一步的计划是：到2020年，差派一百万名宣教士出来——比2000年增长十倍。整个韩国大约有一千万基督徒（25%的人口），一百万宣教士就是十分之一的基督徒，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韩国信徒的奉献是非常努力的。如果牧师在台上讲要为宣教奉献，信徒们就卖掉自己的房子，奉献出来，自己则去贷款买房子，靠工作还贷款。等还完贷款之后，再卖掉房子，再奉献出去。这是中国人很弱的地方。
第四，更新我们的观念，打破像约拿一样的民族主义、狭隘的个人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未来的中国教会只有走这条路，教会才能健康成熟地发展起来。
中国的传道人实在需要从现在就有宣教意识。当我们考虑未来中国教会健康发展的道路时，我们往往更多考虑神学上的发展，对异端的抵御，教会制度的建立，属灵传统的培养和传承，等等，我们更多考虑如何复制发展成功的教会模式，教会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基督徒如何在社会上做见证，如何“作盐、作光”——我们只知道从中国教会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出发去考虑发展问题，却没有想到，教会的使命是宣教，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地极。为了教会自身的需要，为了宣教的需要，这两者带给教会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展动力。
结语：
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人民开始富裕了，但是问题也来。人有了钱就会放纵，更多的私欲会膨胀，而现在中国也到处都是供人放纵情欲的场所和机会。基督徒有了钱不可以这样生活，而要被神使用，投身宣教，接过福音的棒子，将福音带到地极。这就是中国教会未来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