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赖以站立或跌倒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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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赖以站立或跌倒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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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约翰·费斯科(John V. Fesko)] 近年来在认信改革宗的群体中,许多将归算和与基督联合对立起来的文献,无意中重复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一种错误性对立。虽然这些改革宗认信者毫无疑问地持守圣经默示性的坚定立场,但这一立场与任何假设保罗存在相互竞争的救赎模式(即司法性的和关系性的对立)的立场都不相符。在试图更完美地理解与基督的联合时,有些人把“神所配合的”给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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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约翰·费斯科(John.V. Fesko)] 与上一代的新正统学派一样,参与近期称义争论的人都试图声称加尔文是他们立场的先驱。与保罗新观有亲缘关系的人试图辩称,加尔文并不关心归算,而是认为与基督联合更为重要,以此证明他们的立场,但他们的论证失败了。如果说加尔文的称义教义只通过与基督的联合来实现,而忽略祂所归算的义,这就好比说一个人只要有心脏就可以活着而不需要肺一样——至少按照加尔文的理解是如此。同样,有人敢把当代关于称义新观点的术语归到加尔文身上,这便像是捏橡皮泥一样在利用这位改教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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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休·马丁(Hugh Martin)] 在伯利恒的马槽里,还回荡着比这些更悠远深长的声音,不仅当时在场的人能够听见,直至今日,尽管时空远隔,我们依旧能够听见,甚至比当时的人听得更真切。是的,在那里有声音响起,自那以后从未沉寂;“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太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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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毕克 (Joel R. Beeke)] 在许多方面,改革宗体验式讲道的讲道者,仿佛是在一条涂满油的钢丝绳上行走。他们可能会常常感到这样一种拉扯:为了要牢牢抓住基督教的某一重要方面,似乎就不得不放松对另一方面的持守……然而,讲道者必须坚定地持守神的全备真理,这样才会真正地使听道者全人得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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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 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致力于在共同体中有意识地培养和培育符合圣经的、归正的、具有体验性和实践性的讲道。传道人的任务是从圣经中传递神圣的信息,这信息充满基督,使之进入会众的内心。这需要传道人在圣灵的引导下,通过祷告精心预备讲章,从圣经的解释走向应用,并具有体验性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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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 这份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的讲道评估表由三部分组成,旨在全面评估讲道的质量与效果。“释经评估表”关注讲道者对经文的解释是否准确、深入,是否符合圣经原意和改革宗神学;“结构评估表”检查讲道的逻辑性、连贯性,包括引言、主体和结论是否清晰合理;“互动与传递评估表”则评估讲道者的表达方式、语言感染力,以及与听众的互动效果,确保信息能有效传递并触动人心。通过这三方面的系统评估,讲道者可以不断提升讲道的释经深度、结构严谨性和传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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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卫·戈登(T. David Gordon)] 自20世纪中叶以来,阅读和写作这两项重要文化实践发生了严重的衰退,原因主要是:一个曾经以书籍为主要媒介的印刷文化,转变为了一个以影像和电子媒介为主的后印刷文化。如果我们的文化整体上无法或不再像以前那样进行阅读或写作,这将如何影响以仔细阅读古代文本和创作性地构思讲章为要求的讲道呢?我的新书《为什么强尼不会讲道》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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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始明] 徐光启被称为天主教在晚明中国的“圣教三柱石”之一,为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他作为朝廷官员所主张的“补儒易佛”,即“天学”(即天主教)可以替代佛教成为儒家的有益补充。本文透过对徐光启两篇护教文献的分析和探讨,尝试辨析徐光启的信仰与新教福音派对福音核心教义的认识是否一致,以及他在“补儒”的主张中究竟做出了怎样的妥协或弱化以期达成“补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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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乔天] 麦都思直言不讳,不惜自己被误解,多次上书伦敦会和大英圣经公会,解释阐明翻译一部以本土文化为主、符合译入语的中文圣经的必要性及其对推动宣教事业的重要性。1854年,委办本圣经印刷发行,很快就成为当时流行最广、最受欢迎的版本,到1859年,已经重印11次,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广为使用。作为朝中文圣经本土化迈向的第一步,它的得与失为后来的和合本圣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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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毅] 作者希望通过本书探讨一个核心问题:基督教的历史神学是什么?它有什么功能?正如书中所言:“历史神学较诸单纯的神学史更深入到历史现象背后的条件和脉络,由此更好地展现历史变化的前因后果。”与系统神学的路径——直接进入一个神学理论的体系中,透过其相互关系来理解每个部分的含义——相比,历史神学的路径其实是不可替代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在自己所处的历史处境中来思考神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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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加尔文] 安波罗修精妙地用雅各的祝福来比喻这义。他说:“雅各虽然不应得长子的名分,但在他哥哥衣服的掩护下,因这衣服所散发的香味(参创27:27),讨他父亲的喜欢,以至在伪装成他哥哥时得了长子的名分。”同样地,我们也在我们的哥哥——那长子基督——纯洁的掩护下,使自己能在神面前被称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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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思到归信,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从现代返回到雅典,再从雅典走向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我找到了我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而死,使我与他一同复活。同时,他呼召我背上十字架,从耶路撒冷走向雅典,从雅典走向世界。从耶路撒冷到希腊,我之所学接上了智慧的光源;从希腊走向世界,我传讲耶稣的福音。而此时的我已不再是曾经的我,而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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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保罗·格里蒙德(Paul Grimmond] 我们的“召命”不是所做的工作,而是我们的整个生命,这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为服事基督而活;福音呼召我们,借着承认一些工作比其他工作更重要,以此承认所有人的价值。工作只是为基督之名所做善工的一部分。愿上帝让我们每个人都在工作中满有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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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瀚中(Geoff Chang)] 要真正理解司布真,你必须了解他所经历的苦难。司布真于1892年1月去世,享年57岁。他的妻子认为,司布真的离世不仅是因为身体的疾病,还因为心碎。“降格争议”对司布真是一场巨大的打击。苦难并没有削弱司布真的事工,反而让它变得更加有力。拐杖的故事告诉我们——神会为着我们的益处和祂自己的荣耀,而使用我们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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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时机》(Time for the Talk)帮助基督徒父亲与发育中的儿子谈“性”。但如果以为这本书仅仅是辅助父亲对儿子进行“基督徒式的性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本书最精彩的其实是把“性”放在一个人从男孩成长为成熟的男人的关键点上;而把“谈性”置于父亲帮助儿子成长为有上帝形像的成熟男人这一重大、光荣、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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