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伟大的艺术，也不会比这些被基督拯救的生命更宝贵！耶稣的死与复活唤醒了我，在我的生命里呼唤：“快，快逃离罪恶，快逃离魔鬼，快逃离死亡，快逃离地狱！来，到这里来，到十字架面前来！”是他救拔我脱离神的忿怒和刑罚，带给我那真正的“云上的国度”！

五百年前那段久远的历史好像在我的生命中延续，让我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自己是宗教改革的后裔。路德是在宗教改革的背景下被神使用发现了福音，今天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已经再发现了的福音重新置于改教的背景下，来使这福音在我们生命中显为“福音”！答案只有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才显得实在和有价值。如果说路德是在没有答案的时候通过面对问题而得到了答案，今天的我们则需要在已知答案的时候重新面对问题来真正理解这答案。这是我们要经历的“福音再发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持守住宗教改革再发现了的福音！

“宗教改革前夕的基督教究竟是充满活力还是已经腐败了？”几年前这个话题还几乎不会激起什么反响，似乎每一个人都很开心地认同：宗教改革前的欧洲人在呼吁改革，并痛恨腐败的罗马教会所加的重轭。现在这样的观点也没有消失。但历史研究——尤其是1980年之后的研究表明，出乎人们的意料的是，在宗教改革之前，信仰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当然有人会抱怨，但绝大多数民众仍然怀揣热情投身其中。人们的宗教热情意味着他们渴望改革。那么，是活力还是腐败？这本来就是一对错误的对比。改教前夕的基督教无疑是受欢迎的，并且充满了活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健康的、是符合圣经的。事实上，如果宗教改革带来的是所有人期待的那种改革，那它也不过是一场自然的社会运动，一次道德革新。但这是改教家们所反对的：宗教改革不是一次受欢迎的道德改良，它挑战了基督教的核心。他们宣称神的话语介入其间并改变世界。它是不期而至的，且是与人的想法背道而驰。它不是人的工作，而是神圣的突发事件。

“唯独信心”这个典型的宗教改革立场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回到宗教改革的根源，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宗教改革的最初阶段本质上是神学研究和敬虔生活的结果，是发生在中世纪的神学教导过程中和严守教规的修道院生活经验背景下的。至少从十二世纪开始，“爱”而不是“信心”被认为是得救的决定性因素。我想问的是，在这样的中世纪背景下，这个转以“信心”为核心的惊人转换到底是如何能够发生的？这个对于宗教改革而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换过程是如何完成的？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是一个澄清的过程，它最终使路德将信心放在影响基督徒生活的中心。

如果我们也注意到“什么是真正福音的”（what is evangelical）这个问题已经多么深地被卷入到今日福音派教会对认信身份的自我确认当中，我们就可以理解，教会历史学家们将这一历史问题从对教条主义的拥抱中区分出来是多么困难，因为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福音的”所作的定义越不清楚，就越会生硬地和盲目地将教条主义前提应用于对这个复杂问题的研究。问问宗教改革核心的称义教义是什么，并用历史性的标准来回答历史问题，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尤为重要。因此我将按以下步骤来做：（1）设立标准；（2）随后讨论中世纪天主教一般的“称义”教义；（3）对比什么是改教家们的个人理解中共同的部分，其中哪些特征是宗教改革独有的；（4）最后，我要指明，在历史上，这个意义重大的“福音的”（evangelical）因素是在何处被清晰地领会到的；（5）在教义发展过程中，这个因素在哪里被加强和加深了，又在哪里失去了区别性的特征甚至是被抛弃了。

这 “世界的神”也没有停止他的脚步，他曾使福音之光暗淡，又在这福音之光被再发现后的五百年里，不断设法遮盖、混淆、稀释这光，试图把宗教改革的后代们又带回到那混沌与黑暗之中，不叫他们被基督的荣耀福音光照。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每个人都身处其中！我们应当如何面对？作为宗教改革的后代，我们要回到五百年前，追念往昔，寻访神在历史中的作为，辨明当年被重新发现的基督的福音，这对于今日教会反思、警醒、归回并持守这福音一定有着重大意义。

我们的任务不是忠于我们的传统，甚至也不是忠于宗教改革的伟人们，而是必须忠实于圣经真理。我们热爱宗教改革是因为改教家们热爱神的真理并如此勇敢地捍卫它，他们如此行便带来了纯正福音的复兴。对于基督教信仰中绝对核心本质的真理，我们应当愿意为之而舍命。当福音处于危险之中时，我们就不得不“舍亲戚货财，丧渺小浮生”。

近年常有人问：天主教信仰是否改变了？是否已经和更正教（Protestant，即通常说的“基督新教”）接近了？我相信引起这问题的原因有：首先，天主教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Vatican II，简称“梵二”，1962-1965），据说把天主教带进了一个“现代化”的阶段；此外，今天有一些更正教和天主教复合的提议。那么，让我们来思想：天主教信仰改变了吗？

美国福音派历史学家诺马可（Mark Noll）在2005年写了一本书，名为《改教运动过时了吗？》（Is the Reformation Over ?），他的答案是：“过时了。”诺马可呈现福音派的老毛病：在学院派面前总是自卑，怕跟不上潮流，怕过时。更严重的是，他对改教家所讲的重点有意忽略或浑然不知，也就是说，他不讲“唯独因信称义”的意义和重要。这是普遍的无知，在保罗新观影响下更普遍。本文希望重提马丁·路德、加尔文等改教家所最关心的，也就是重提保罗和圣经所最关心的。

这样的理念和目标可以总结为：带着对信徒“知情意”全人的牧养关注，从教义学的角度、以命题表述的方式有效地确认“有核心福音认信的基要知识体系”，并相信和期待这样知识性的确认，会带来信徒“信心、体验、心志、生活样式”全方位的改变。这样的以“有核心福音认信的基要知识体系”为目标的确认福音认信小组工作，只是确认福音认信的一部分，只是刚刚开始。无论对于个体信徒的成长，还是整体教会的牧养，“确认福音认信”都是一生之久的事。所以，要避免出于肉体的在知识上自高自大，败坏自己，也拦阻他人，而要竭力地祈求圣灵不断地光照带领，继续在知识上长进，且将敬虔真理的知识不断地落实在自己和教会众圣徒的生命中，在“知识、信心、体验、心志、生活样式”上整全地确认福音认信，以“福音”来整合一切基督教真理和基督徒生活，“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弗4:13a），期待教会成为在福音里并且“只在福音里”的神百姓共同体！

耶稣基督是我们能被称义的唯一原因，是通往父神的唯一道路，是神与人之间的唯一中保。我几乎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是比否认唯独耶稣更恶劣的叛教行为了。宣称连耶稣的名字都从来没有听过的人也能得救，不仅否定了福音，也否定了传扬福音的必要性。如果不管人们有没有听过基督的名，神都救他们，那何必传福音？如果那些听到福音后得救的人本来就是得救的，早期的宣教士们何必冒着生命危险去到世界各地？保罗为什么要经历那样艰难、危险的历程？他遭受海难，忍受拷打、监禁、鞭打、被石头砸，面临死亡威胁，并最终为福音的缘故殉道，这一切都只是一个错误吗？

所撷言论摘选自有关马丁·路德的已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包括如下几本：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罗伦培登的《这是我的立场》、拜耳的《路德神学当代解读》、保罗·阿尔托依兹的《马丁·路德的神学》，以及拜耳的《什么是“福音的”？——路德神学的改教转折》一文（原载于《教会》杂志2010年3月号，总第22期）。

《把握时机》（Time for the Talk）帮助基督徒父亲与发育中的儿子谈“性”。但如果以为这本书仅仅是辅助父亲对儿子进行“基督徒式的性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本书最精彩的其实是把“性”放在一个人从男孩成长为成熟的男人的关键点上；而把“谈性”置于父亲帮助儿子成长为有上帝形像的成熟男人这一重大、光荣、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下。

孩子也是罪人，也需要福音。感谢主。虽然我们有很多不足，但神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虽然不会做，但是在我们当中做的其实是神自己。我也相信神会继续地赐福给我们农村儿童主日学的事工，他会亲自领我们走在他喜悦的路上。因为孩子不是我们的，而是他的。感谢主。

一位父亲对家庭的责任包括：他是一家之主。在这一关系下，他是为上帝作工，要治理他的家庭。但怎样合宜地治理他的家庭？本文先从一般原则谈他工作的两个层面：即属灵状态和外在状态；之后更具体的说明如何与妻子相处，来谈父亲在家庭中的职责。

一个年龄构成相对均衡的城市教会，约有1/5-1/3是儿童青少年群体，但对他们的牧养正面临一定甚至相当程度的忽视。本文将先通过考察孩子们与教会具体的“接触点”来看今天国内教会在这项事奉上的现状。然后，我们将依据牧养关怀的四项职能来具体分析，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法和思路。

在所有堕胎行为中，只有5%是涉及强暴、乱伦或危及母亲生命的情况，支持堕胎是多么不合理的一件事，就更显而易见了。超过95%的堕胎是出于对经济状况、职业规划、个人方便或其他自私原因的考虑。这些能成为杀人的理由吗？

和你想的不一样，我出生在基督徒家庭，但并不生来就是基督徒；我也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成绩好、有朋友的学霸，风光的外表之下是空虚的心灵。但如今，我有了更美的盼望，仍旧和你想的不一样，不是因为虚假的“精神寄托”，而是因为那个绝不可想象的、惊人的答案。

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是上哪个大学？从事什么工作？跟谁结婚？在哪个城市定居？我今年19岁。然而，我相信这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我已经做出。人一生会面临许多抉择，但从来没有哪一个比这个更重大。亲爱的朋友，盼望我的分享能带给你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