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编辑部 ] 传道人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就是同生同死的关系。不要做一个最有影响力的牧师，要做一个最有事奉果效的牧师，和一群人同生共死，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真正地好好去牧养一间教会，把生命奉献给这个地方教会。中国特别需要这样的教会一间一间地被建立起来。

[ 尼古拉斯·巴特兹(Nicholas T. Batzig) ] 教牧事奉是一场无休止的属灵争战。牧师们应该比其他人更细致地研读和默想这一主题。因为那些忠于福音的牧者们，因着其职分和呼召，是教会中最容易遭受那恶者攻击的人。然而不幸的是，当今很多改革宗教会，基本上都已经忽略了基督徒生活中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

[ 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 大卫·鲍力生（David Powlison） ] 下面的问题会帮助你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目的是祝福你和那些你力图去爱和服事的人。花时间思考后，诚实地回答每一个问题。留出一天或几个晚上来反思你的生活和事工。自我评估的目标是引导你在圣洁和牧养技能的道路上成长。

[ 边云波 ] 中国教会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这段历史，我觉得很宝贵。在这一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心的软弱，撒但的诡计，和父神的大恩！回忆这段历史，也可以让我们深深感到，神这样熬炼、造就中国教会，乃是要炼净我们的渣滓，好更多地为神所用。

[ 小约翰 ] 牧者自身的生命状态很重要。他自己首先必须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我们今天需要大有能力的讲道和针对性的牧养！传道人不只是要公开讲道，还要像保罗一样到各人家里去教导，好了解和熟悉每只羊的灵命状况。我们别因为羊多，就忽略了看顾每只羊的责任。

[ 江登兴 ] 如果上帝拒绝在荣耀中启示自己，反而主动地将自己隐藏在十字架上，那么上帝的仆人忍受整个世界的逼迫，又有什么稀奇呢？如果苦难是上帝在教会中主动地工作的结果，而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是完全被动地被上帝工作，那么我们就需要预备好忍受上帝的主动。

[ 亦文 ] 十九世纪，面对来自中国和英国两方面的黑暗势力，宣教士们没有保持沉默。今天的宣教禾场，宣教士群体仍然要面对各种不公义的社会现象。如何思考面对这些新处境中不公义的社会制度、国际体制？十九世纪赴华宣教士们为今日的基督徒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

    当看到这期“传道人的家庭”专辑的平均点击率比以往都高不少时，我们都觉得这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在这意料之事发生时，我们的心情可以说是喜忧掺半。我们喜的是有人在读这些文章，甚至有读者用里面一些文章做婚恋辅导；但我们忧的是，和这个专辑相比，上个专辑“传道人的道路”的阅读量要少很多。这至少能说明，我们现在关注“家庭”过于关注“道路”，而这正是让我们忧虑的事。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25-35中提到他对婚姻的看法中至少有三点是我们现今常常忽略的：（1）现今是艰难的末世，而且时候减少了，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2）婚姻中必有苦难，婚姻是服事配偶，为讨对方喜悦，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喜悦；（3）保罗更看重为主的事挂虑，叫主喜悦，而婚姻家庭会影响在教会中殷勤服事主。 &n …

[文/保罗·格里蒙德（Paul Grimmond] 我们的“召命”不是所做的工作，而是我们的整个生命，这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为服事基督而活；福音呼召我们，借着承认一些工作比其他工作更重要，以此承认所有人的价值。工作只是为基督之名所做善工的一部分。愿上帝让我们每个人都在工作中满有忠心！

[保罗·格里蒙德（Paul Grimmond）] 大多数基督徒如今一谈起“召命”，就仿佛是要我们去探求才可获得。这世界上年轻的男男女女如今都被鼓励着去寻找他们生命的呼召，似乎存在着一项神为他们特别预备的工作，而他们则需要去探求而得。但这并非圣经所说的“召命”的真意。对路德而言，召命比工作有诸多不同。

[大卫•范德卢内（David VanDrunen）] 圣经要求我们重视受造界和文化活动，但也要求在基督天国的神圣事情与目前世界的普通事情之间作出一种区分。它要求在神行使护理之工、为全人类维系文化，与和神荣耀地救赎一群选民、现在招聚他们进入一家教会、有一天要招聚他们进入新的受造界直到永永远远这二者之间作出分别。一些人确实落入一种没有根据的“二元论”，但对二元论的恐惧绝不可胜过我们作出清楚和必要的区分的能力。“两国论”其实是在帮助我们阐述整个圣经叙事。

[麦克•霍顿（Michael Horton）] 可能存在着一个“基督教国家”吗？上帝的国与这世界上的国有何关系？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活动与教会在世界上的活动会有所不同吗？这些和其他许多类似的问题困扰着我们，若不加以解决，我们的公开见证就必然会混乱不堪。更正教改教家们深信，混淆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导致地上的事与天上的事混淆，这世界的国与上帝的国混淆。我们在本文中要看到这种智慧是何等具有现实意义，何等符合圣经，我们重新发现这种区别，是何等至关重要。

[杨庆球] 宗教改革两位最重要的人物：路德与加尔文，对政教关系有很接近的看法。他们都根据圣经，劝信徒顺服世俗政权，因为这是上帝创造秩序的一部分。然而，路德与加尔文二人在细节上也有分别︰路德的理论是政教分离，在实践中却是政教互补；加尔文是政教互动，实践中却谨慎自守。本文就两者的政教关系作较详细的论述，盼望能为中国教会带来益处。

[科尼利厄斯•普龙克（Cornelius Pronk）] 凯波尔的普遍恩典教义是他全部工作和思想的关键所在。他将此教义与“对立”的教义娴熟地运用在一起。一方面，他宽慰了要求保留教会与世界之间区别的人士的关切；另一方面，他也满足了改革宗阵营里知识分子的需求，他们至少欣赏文化的某些方面。普遍恩典的作用则包括：第一，在一般意义上，限制人类罪恶的毁灭进程；第二，虽不能使人重生，它却能使人发掘宇宙间的潜能，正面推动实现上帝在堕落前给人的文化使命。凯波尔过多地单方面强调了文化和社会参与，以致造成他称之为恩典教义的外部化，尤其是有关称义和重生的问题。尽管称义没有被否认，但再也不是在路德、加尔文和那些靠着神的话而不是人的思想而生活的信徒们所经历的那样。这不是说凯波尔本人无视罪以及罪对人类和万物造成的恶劣后果。他本人深信对立法则，也因此相信普遍和特殊恩典之间的根本区别。然而，我们不能认定他的跟随者也是如此。

[威廉·D·丹尼森（William D. Dennison）] 基督教末世论的未来构想越来越多地被移入到当下世界，而且不仅仅是基于释经和神学的原因，也是出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如果说哲学家们是在用现代的材料重建圣奥古斯丁的天上之城，那么许多基督徒则是在试图用基督教的材料重建现代城市。但是在这种背景下，启蒙运动却已经设计好了末世城市的基础结构。启蒙运动的末世论愿景的基础已经逐渐笼罩了新加尔文主义的末世论愿景。十九世纪，新加尔文主义运动提出了针对罗马天主教思想和现代世俗思想的改革原则，它的特点主要可以表述为在圣经光照之下形成的涵盖一切的世界观。凯波尔企图摧毁启蒙运动用现代材料建造起来的新的天上之城，同时试图结合后启蒙时代的欧洲的某些世俗原则来恢复一个基督教的天上之城。突然之间，在十九世纪，加尔文主义的末世论开始强调当下的天地与新天新地之间的连续性。换句话说，通过基督徒的社会活动，上帝将恢复并拯救当下的被造界。巴文克最重要的主题——“恩典恢复自然”——的涵义是“拯救本质上就是恢复被造界的所有丰盛”。当他把这样一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目的论的历史概念应用于圣经末世论的结构时，巴文克落实了关于被造界与新天新地之间连续性的革新式图景，为未来二十世纪新加尔文主义的同伴们做了准备。

[ 凯若思 ] 本文的目标是，以改革宗盟约神学的基础框架，以及约翰·弗兰姆的改革宗认识论为方法论工具，借着探讨圣经神学大师魏司坚的名著《保罗的末世论》中的时空转换议题，认识并阐述末世的两种不同意义维度，即“作为救赎历史现实的末世”和“作为信徒意识现实的末世”之间的不同及其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对“已然—未然”进行弗兰姆式的视角解读。再进一步，文本还将尝试对转化主义（Transformationalism）和两国论（Two-Kingdoms Theory）之间在教会和世界关系议题上的分歧，做出本文自身的一点回答。

[ 凯若思 ] 公共神学必须是显明“教会如山上之城”的公共神学，正如文化使命必须是显明福音乃独一盼望、基督为独一救主的文化使命。没有教会论的公共神学不能被看做基督教神学，不能显明教会的公共行动也不能被视为基督徒行动。今日的危机是，我们努力要在公共领域现身并发言，却没有注意到，教会领域也许正在其间陷落和消失。这不是说要从公共领域退出，而是说要区分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领域。

[约翰•普勒斯（John Pless）] 人人都有身份和职分；但召命是指基督徒在世的工作或属灵工作。召命不是为了自我实现，不是为了个人目标的成就，而是为了服事邻舍。爱是对召命的实现。成圣隐藏于我们在召命中领受的卑微平凡的工作里。召命是神自己让十字架成形的地方。基督徒今生在召命中生活，在召命中他被钉死，盼望着复活进入那永恒的生命。